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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人文讲坛讲述王茂荫 《资本论》中唯一关注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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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客户端讯 王茂荫(1798~1865),字椿年,号子怀,安徽歙县人。道光朝进士,先后任道光朝主事、员外郎等职;咸丰、同治朝陕西道监察御史、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兵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其货币改革思想辗转传播到欧洲,马克思将其写进《资本论》,并成为该巨著中唯一被关注到的中国人。本期的安徽人文讲坛,讲席嘉宾和大家分享王茂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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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嘉宾:曹天生

马克思《资本论》中

唯一关注的中国人

“据不完全统计,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写的各种摘录、手稿、提纲、札记等达100多本。 其中他也搜集到了有关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的材料。于是,王茂荫的名字就出现在这部光辉的著作里。”曹天生说。

王茂荫是安徽歙县杞梓里人,生于清嘉庆三年(1798),卒于同治二年(1965),享年67岁。王茂荫在 1832~1858 年间充任京官期间,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1840~1842年,鸦片战争爆发,中英《南京条约》签订;1851年,爆发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道光、咸丰年间,旱灾、水灾、蝗灾等自然灾害频发,同时还有黄河决口等。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封建王朝的财政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同时出现。到咸丰三年(1853)六月,清廷前后已筹拨军饷高达 2963 万余两。七月户部奏报外银库“正项待支银仅存二十二万七千余两”。在“内库将竭”而“京饷难停”的 情 况 下 ,部 库 已 至“山穷水尽”。

为应对当时的经济困局,时任监察御史之职的王茂荫于咸丰元年(1851)九月初二日上奏《条议钞法折》,主张发行纸钞以应对当时的经济困难,但他提出发行钞币的前提应是“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国”。因此,主张发行纸钞必须是可以兑换的;不能将纸钞发行作为搜刮人民财富的工具;必须有一个发行的最高限额,这个限额不能经常变动;纸钞用纸与印工必须精致而持久;钞币不能由官府直接发行,主要须靠商家协助,因为人民不愿同官家接触。

“王茂荫的这个货币改革方案,第一次提出纸币可兑换的思想;同时十分重视私商在发行钞币上的作用,不相信封建政治权利在流通领域的作用。”曹天生说。

王茂荫的币制改革方案即发行钞币,与清政府最高统治者的意图是合拍的,但钞币怎么发行,发行多少则与之明显相左。因而,当咸丰三年(1853)清政府决定发钞和铸造大钱时,就将王茂荫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意图让王茂荫负责发行钞币并推行通货膨胀政策,以便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快地积聚货币,解决清政府的急需。然而,当年开始实行的发钞、铸大钱措施,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民意沸腾,使本已十分困顿的经济状况更加危机深重。

“咸丰四年三月初五日,王茂荫针对因滥发钞币而发生的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上了《再议钞法折》,这就是他的第二个货币改革方案,其指导思想是试图说服清政府最高统治者按他的方案去制止已经发生的严重通货膨胀。”曹天生介绍,方案主要内容一是拟令钱钞可取钱;二是拟令银票并可取银;三是拟令各店铺用钞可以易银;四是拟令店铺出入均准搭钞。

王茂荫的第二个币制改革方案设计似乎很全面,但本质是仿照商人发行银行券而设计出来的。用王茂荫自己的话来说,他之所以考虑采用兑现的办法,是由于他认为“市行钱票与钞无异,而商民便用者,以可取钱也”。很显然,王茂荫在这里是把“钞”这种国家发行的纸币与被人统称之为“市行钱票”的由私人钱庄、银号等发行的银行券性质的票据等同了起来,他不了解“钞币”“市行钱票”二者的性质是不同的。钞币是由货币的流通手段的职能产生,是国家发行并强制流通的;而“市行钱票”实质上是发行钱票的商人对持票人的债务,商人发行钱票时要向持票人保证随时可按持票人的要求以现金偿还,所以兑现是一种偿还债务行为。

王茂荫提出第二个货币改革方案后的三月十二日,咸丰帝愤怒之下,下令撤销了王茂荫的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之职,调补兵部右侍郎,直到咸丰八年(1858),因病上《请开缺调理折》,奉旨允准。

王茂荫上奏清最高统治者关于纸币问题的奏折和被撤职的事件的情报,被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第13班的修士大司祭巴拉第从清廷中搜集到,然后交于其下属人员修士司祭叶夫拉姆皮译成俄文,并由巴拉第编入《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第三卷,该卷于1857年出版,1858 年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和F·阿·梅克伦堡将《论著集刊》前三卷选译出版了德文版,叶夫拉姆皮的文章也被德国学者卡尔·阿伯尔和F·阿·梅克伦堡译成了德文,马克思在研究到信用货币、纸币问题时,就是根据德文该书了解到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的,从而使王茂荫成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关注到的中国人。

敢于担当克己奉公

他赢得生前身后名

王茂荫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在经济思想方面,其货币改革的思想被学术界认为达到了封建时代的顶峰;政治思想方面,他认为国家只有守信,民心才能“可固”,“国本恃信”;在人才思想方面,他提出了“才、学、识、存心”的人才观,认为民间有许多高才,重要的是在于如何发现和起用;在军事思想方面,他提出了反对外国侵略的密筹防备论、京师守备四策论、以陆战待水站论、广求武备人才论、和约不可改字论等一系列主张和观点等。其他如在基层社会治理、人生修养等诸多方面,王茂荫也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王茂荫敢于直谏,敢于担当。

王茂荫在朝廷任职,无论身处何位,都能做到恪尽职守,敢于向最高层直抒己见。敢于“匡君”,敢于犯颜直谏,敢于毫不留情地指出最高统治者的过错:即使在1858年辞职养病到复出期间,他也一直关注 国内外大事,坚持上奏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身在野,心在朝 。这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故时人称他为官“直声”。王茂荫“其直声清节,上自公卿,下至工贾隶圉,无智愚遐迩,啧啧皆赞其贤。”“言人之所不敢言,天下仰望其风采。”

在廉洁自律、克己奉公方面,王茂荫更是为时人和后人所称道。史书称他“性恬淡,寡嗜欲,京宦三十载,恒独处会馆中,自奉俭约,粗布粝食,处之晏如。”他认为“我以书籍传子孙,胜过良田百万,我以德名留后人,胜过黄金万镒。自己不要什么,两袖清风足矣。”他还告诫子孙“他日有入谏坦者,亦不必以利害之见存于心。能尽此心,自邀天鉴,可以望做好官。”王茂荫去世后,最高统治者也赞扬他“志虑忠纯,忠爱出于至性。”

19世纪中前期的王茂荫成为走进《资本论》的唯一的中国人,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这件事说明 19 世纪中前期的中国正从封闭的状态下开始“破壳”,世界开始向中国渗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中国、研究中国,中国也开始了解世界、探索世界。“这件事的意义还在于,它是当时开始的中国向世界开放和世界向中国开放双向流动中的一个重要导引,其时的中国开始真正踏进世界,中国思想界的理论光芒开始被世界最先进的思想家所关注。19世纪中前期观照下的王茂荫,应是中国在动荡不安、孕育生机中代表思想界走向世界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曹天生说。

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客户端记者 陶娜/文 王从启/图

嘉宾介绍

曹天生 先后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学士和法学博士学位。曾在军队服役 18 年,授大校军官军衔。现为安徽财经大学二级教

授,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家重大文化工程省卷主编等。长期研究安徽地方历史文化,先后在国内外出版学术专著25部,发表学术论文 300 多篇,获军队和省部级奖励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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