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黎从80年代初期开始创作，成名很早。他一直坚持用口语写作，早年受美国诗人惠特曼等影响，后来发起“非非”诗歌运动，创办了《非非》。他与万夏、于坚、韩东、李亚伟等人发起了影响深远的“第三代诗歌”运动，是这个运动的代表人物和发言人。杨黎后来退出“非非”流派，加入“下半身”团体，倡导“废话”写作，并进行“废话”诗歌实践，一时名声大噪。诗人朵渔尝说：“杨黎本人又性情，率真，好玩得很，同气相求，可以聚拢起人气无数。”
柏桦在《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提及杨黎，那是“非非”时代的杨黎，和何小竹等一起醉心于先锋诗歌的写作，其诗歌对形式的创新与追求极为标新立异、引人眼球。而作为第三代诗歌的代表诗人，他对口语诗的兴起与发展，可谓是居功至伟。韩东就这样说过：“杨黎是第三代诗歌的最佳代表或一位最为典型的第三代诗人。他以完全个性化的存在填充了‘第三代诗歌’的概念内涵，并因此背叛了这一概念（集体的共性存在）。”而著名评论家陈仲义则说：“杨黎是语感最早的倡导与推动者之一，他的代表作《冷风景》《怪客》，有对法国新感觉派罗伯•格里耶的模仿，它最初“发动”的语感写作所带来的口语大潮，不可低估。”著名先锋诗歌研究专家、评论家罗振亚先生也说：杨黎是“非非”流派的“第一诗人”，其“最大贡献是以声音感的凸显造就了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
在取得如此成就的情形下，诗人杨黎并不满足。照他自己的话说：“我依然在实验中。”——其惊世骇俗之举，就是提出诗歌的“废话”理论并积极实践之。
有关他的“废话”理论，主要见之于他的文章《杨黎谈：诗》以及他新近出版的《我写，故我不在》一书，还有一些访谈等。他的这些理论借鉴了西方的一些语言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理论，结合他的写作，确实不乏洞见，颇有创新，但也似乎给人一种故弄玄虚与循环阐释之感。评论家刘波就认为“其诗歌与理论似乎总是存在着距离，他无法越过”。对此，我是认同的。
就具体的诗歌文本而言，我以为杨黎的所谓“废话”诗，是一种力图和存在同时发生或者并行的诗写，就是说他的诗读起来给人以无限努力地贴近生活贴近存在之感。当他说“我写，故我不在”时，这个“我”应当是大写的“我”、复数的“我”，或者是一种被历史、文化与社会规约与驯化的“我”。这样的“我不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杨黎在诗写的言语中将这一切剔除干净，将这个“我”从语言中清除，这样的诗歌或者言语，相对于这个“我”就真的是“废话”了。而当诗歌以这种“废话”的形式将存在呈现出来，确乎是给人格外的清爽、洁净与纯粹之感，它一下子极端地拉近了诗人、诗写与其审美对象的距离，也拉近了读者与诗人、读者与诗歌言语的距离，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一切都直接而干脆，真实而透明——而这在当下到处充满象征、意义与符码等的统治与规训的语境里，或者像杨黎所说的充满比喻的语境里，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了，至少在言语发生学或者说诗歌接受学层面而言，杨黎表现出最大程度的坦诚与质朴，这是对诗歌与读者最本真的尊重，也是杨黎这个诗写者的自觉与自律。显然，杨黎这样的指称自己的诗写，是带有自嘲的，同时又不乏炫耀的意味。
如果这样的理解可以成立的话，那我们要说，杨黎如此的诗写是具有着先锋意味的，他实际上是在开辟一条新的汉诗言语的途径——尽管其理论与实践都难免偏激与极端，但这种对诗歌言语的可能性的拓展与新的汉诗美学的创建都是不无启示与值得期许的，值得认真而执着地“实验”下去。
诗人简介及代表作
杨黎，当代著名诗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写作，曾与万夏、于坚、李亚伟、韩东等开创第三代诗歌运动，是这个运动的发言人和主要代表诗人之一。后与周伦佑、蓝马、吉木狼格、何小竹、刘涛、小安等创办《非非》，是非非代表诗人之一;本世纪开始，与韩东、何小竹、乌青、王敏、吉木狼格等创办橡皮先锋文学网，如今是《橡皮：中国先锋文学》杂志主编，是废话写作的理论的提出人、阐述者和写作实验者。主要著作《小杨与马丽》《灿烂》《打炮》《向毛主席保证》《一起吃饭的人》等。
除夕夜十一点，我突然想去埃及
我独自站在橡皮的门前
突然想去埃及
不是为了金字塔
也不是为了女人们
（虽然从沙漠上走过时
她们从来不穿鞋子）
我想去，只是因为除夕的夜里
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大 声
我们站在河边上
大声地喊河对面的人
不知他听见没有
只知道他没有回头
他正从河边
往远处走
远到我们再大声
他也不能听见
我们在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