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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了，春也就来了。年的味道是怎样的？是香的，是甜的，是暖的，生机勃勃，红红火火，让人心生欢喜，一个人低头走路时，都会嘴角往上一翘，一不留神地笑起来。
年少时，我小小的心很容易被填满，一把年货就够了。大年三十，换上裁缝香云为我们做好的新衣裳，褂子上的有机玻璃扣子，在阳光下泛出惊心动魄的光芒。
糖稀，早早地熬好了，赭红色的，光是闻着，都齁甜齁甜的。母亲从自家地窖里掏出储存了一秋一冬的红薯，洗净，去皮，切片，大火蒸煮，去掉渣滓，文火慢熬。我端坐在灶膛前烧火，柴火拿火钳压着，不至于太大，也不至于太小。熬制好的糖稀，是炒米糖、花生糖、芝麻糖、糖豆子不可缺少的配料。柜子、橱子上的抽屉，被一只一只地抽出来，拿洗净的棉布一遍一遍地擦拭干净，晾干，炒好的米放进去，炒好的芝麻放进去，炒好的花生放进去，熬好的糖稀与这些香喷喷的谷物充分地搅拌在一起，然后压得瓷瓷实实的，再倒出来置于宽厚的面板上，切成块，切成片，切成条。
除夕之夜的团圆饭，母亲必会请来离我们家不远处的一位孤寡老人，母亲随我们孩子叫她二娘。二娘来时，拎着一个火球，它是一种取暖工具，带有把手的小瓦钵，像极一个圆形的小篮子，只不过，前者是黄土经特有工艺烧制而成，后者由竹篾或藤条细细编织而成。二娘到来后，放下火球，她要咳上好一会儿才能平息下来。这一餐饭，母亲只为二娘一个人搛菜，边搛边说，“多吃点，二娘。”饭后，母亲将崭新的压岁钱分别塞进我们几个孩子手里，二娘也有一份，每人一元。二娘必会推推搡搡好半天，终会被母亲硬塞进她的大襟褂子里。我们几个孩子的压岁钱，在除夕当晚便会被母亲从口袋里掏出去，连同一起掏出去的，还有香喷喷的年货。“这些东西放在口袋里，给老鼠吃啊，把衣裳咬得大洞小眼的，看你们还有什么新衣穿。”母亲边掏边嘀咕。
去华山村的舅舅家给外婆拜年，是大年初二必做的事，总是父亲带着我。父亲手里拎只篾腰篮，里面装着一提挂面，两斤红糖，两条方片糕，一刀肉，肉上拴着一根草绳，那是父亲亲手搓的草绳，上面还贴了一片红纸。他走前面，我走后面，不时地看见一群一群的鸟飞过，空旷的原野被唤醒——红花草已有半拃长了，青枝绿叶，喜气洋洋。麦子油菜，已经呈现出燎原之势，把原本在冬日里枯寂的原野，装扮得很有看头。依然骄傲的，还是冬日里的主角，大白菜、大头青、萝卜、大蒜、芫荽、菠菜、胡萝卜。
八十多岁的外婆坐在门口晒太阳，父亲和我拱手给外婆拜了年。工作于周潭血防站的舅舅家人口多，两个儿子，四个女儿，除了直呼表妹银萍的名字，其他比我年长的，我叫他们表哥表姐。我们落座时间不长，舅母就从灶间端出堆得高高的两碗挂面。那挂面下面是藏着乾坤的，有鸡腿，有五香蛋，有肉圆子。父亲坐到八仙桌上去，我依然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父亲让舅母拿来一只干净的碗，他用筷子把里面的鸡腿、五香蛋、肉圆子一股脑地扒拉进那只干净的蓝边碗里，然后，又端过我手中的碗，一式一样地扒拉过去。我接过被扒拉过的碗，里面只剩下一只五香蛋和挂面。舅母眼瞅着，嘴上一直不停地念叨，“姑爷，你别作弯呐。”父亲回，“不作弯，不作弯，才在家里吃得饱饱的，真吃不下。”
把鸡蛋和挂面吃下去，舅舅把装年货的食盒推到父亲面前，又抓了一把西瓜子给我。父亲和舅舅抽起了香烟。我则吃起了瓜子，舅舅说那是傻子瓜子，年前托人从外地带来的。我想象不出来，世上居然有这样好吃的瓜子，光是薄薄的一层壳，就够我品味好半天，咸、甜、香，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好味道。母亲总说，“隔锅饭香。”别处的东西，总是更好吃，大约便是这层意思。
坐了一会儿，再也坐不住，我便跟着表姐表妹们出去玩跳房子踢毽子。我擅长踢毽子，能腾空踢出一个一个的“花”来，跳房子，也是我赢的时候多。不过，事实也不见得如此，懂事的表姐表妹们，让着我这个客人，也未可知。
舞龙灯的来了，我们风一样地追过去，他们到一家，我们便跟到那家。那种爆棚的人气喜气，欲与天公试比高。如果愿意的话，春节的好些天，我们可以跟着舞龙灯的队伍，挨村挨户地跑。
龙灯天天舞，却是天天簇簇新；我们的衣裳天天穿，却是天天簇簇新；我们给大人拜年的话，天天说，却是天天簇簇新——给您拜年，大年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