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30斤米要4.17元，我是烂熟于心的。上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我买了六七年的米，米（籼米）一直是这个价。一次30斤，只不过一开始我把一袋米扛在肩头，气喘吁吁；到后来就心平气和，大步流星了。
米是在粮站买的，离家仅需走十几分钟。路上要经过一个长长的小巷，巷子两边尽是老宅子，有一株大桂花树长在里面，秋风起时，满巷飘香，米粒一样的花瓣落在身上。宅子的墙基全是大青条石铺就，常有孩子弓着腰，撬里面嵌缝的铜板。
粮站是一个大院子。进门的墙上，刷着红彤彤的伟人语录，老人家说：节约粮食问题，要紧抓，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吃半干半稀……
粮站后面有一个不大的粮食加工厂。机器轰鸣，有一根长长的管道呈45度，从高处源源不断地将白花花的米输送到粮站一个齐大无比的仓里，给人的感觉特别踏实放心：米是永远卖不完的！
当然，米是不能随意乱买的。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粮卡”，上面记载着你家的人口、每人的定量。一个标准的成年人，每月30斤（女28斤）。
每隔一段时间，本子要收上去核准，准确及时地反映出每个家庭的人口变化状况，吃亏讨巧都几无可能。
你若要出远门，需要粮票，得要拿粮本去专门的窗口兑换，粮本的定量相对核减；若想出省，则需换全国粮票，还要在每月半斤的油票里扣除若干。上海人细致精明，唯独在全国有半两的粮票。你在沪上的饮食店买根油条或一碗咸豆浆，付了一两，店家会找你半两。
每次出门买米，我都把粮本和五块钱妥妥地放在贴身的口袋里，其慎重程度，宛如现在出国时带的护照。一袋米在肩上，尽管只有这十几分钟，也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用父亲的话说，一家人的口粮啊！
就有那么一次，快到家了，被一路人喝住：孩子，你的米袋子破了。一看，果真绷开了一条缝，白花花的米像线一样，在来的路上“蜿蜒游走”，居然一眼望不到头。这该洒了多少米啊？我蹲在地上嘤嘤而泣。
良久，才小心翼翼抱着米袋，汗涔涔地回家，急忙倒进米缸里。那些天里，我心悬着，生怕量入为出的家长发现短斤缺两，我怎么能“甩锅”到买卖公平的粮站去？
不爽的是，有几年在定量里时不时地要搭配杂粮，比例在10%到30%不等。有荞麦粉、玉米粉、红薯粉、红薯干等等。红薯干用爆米花机一爆，当零食吃固然可口，做主食却是难以下咽。无论煮蒸炒，吃多了皆肚子发胀，酸水反流。
偶尔搭过加拿大面粉。我诧异：这个国家过去有个白求恩，当年不远万里到中国帮助我们抗战，现在怎么又有白面粉漂洋过海来？皖南人不大会弄面食，对此也不很待见。我家做了几回模样丑陋的馒头包子，掀开蒸笼，色泽呈牛奶般白；咬起来满口麦香，很有筋道。
那时能在粮站里谋个差事（正式的），是人们相当美好的向往。虽不能像街上食品店里剁猪肉的那样威风凛凛，也没有开汽车的司机吃香，但让人高看一眼也是不争的事实。民以食为天嘛！
我最佩服的还是开票发筹的两个会计（权且这样称呼）。筹是竹片的，两寸长，一寸宽，上面烙着印，刻着10斤5斤1斤等度量单位。它们光滑结实，不知被多少指头拿捏过。俩会计都有绝活，你从窗口里递过粮本和钱，报出斤两，只见几个手指在算盘上飞动，哗啦几下子，珠子像要飞出来，秒算出价格，瞬间完成开票收款发筹的流程，让你眼花缭乱。
买米经常要排长长的队，一直拐到大门外的马路上。那时可没有手机让你上网浏览聊天来消磨时间，相识的谈点坊间轶闻，街巷八卦；不相识就望望天空，伸腰摆腿，听对面电线杆上几只鸟叽叽喳喳。就这样寸进尺挪，缓缓蠕动。不插队、不夹带、不争吵，已然约定俗成。
俩会计里有一中年妇女，几年不变的；她对面的，倒是常换常新。一日传言要新来一美女，说是考上文工团没去，又说原是省女子体操队的。一周后我去买米，发现一侧不少陌生面孔的年轻男子明显增多，衣冠楚楚，个别油头粉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