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差不多就在大学里度过，先在杭州读5年本科，继之去南京读研三年，1989年下半年我来到合肥，它是我生活的第三个城市。没想到，一住下来就是三十年。
刚到合肥时，我就住在包公祠对面。那里有省图。我无数次在图书馆里看书借书，然后走到附近的包河，再穿过包河去市中心，那里有新华书店、百货大楼还有省立医院；再弯一道弯，便是银河菜市场，银河。然后，左边还有安徽剧院。那时候的安徽剧院算是合肥的地标性建筑，此外不远处的大钟楼也是。我对合肥的最初印象，感觉这是个安静而质朴的城市，虽然不大，但小而美，也不排外，还很欢迎外乡人，土著们见人便喊“大姐”，虽然不太适应，倒也感觉他们就像一枚土豆，实诚而憨厚。
我当时的居住条件不算差但也不好，两居室，四五十平米，没有卫生间，很多人就在过道里起火做饭。那时还在烧煤球，我又不擅长这个，每天从医院里下班，最怕的就是起火做饭这件事情。当时有人在七里塘分到三室一厅72平米的房子，客厅小小的，但有了卫生间，还有一个贮藏室，这样的面积和结构让人羡慕不已，但他们嫌七里塘是郊区，女主便迟迟不愿搬家。现在，三十年过去了，他们还住在那个房子里，当年高大上的房子，现在看上去就像一个老人；而当年的郊区，已被密密麻麻的小区包围着，地铁也在下面呼啸而过。
时间再往前追溯一百多年。1882年，那年10月1日，七里塘发生一件劫杀案，被害男主刚从山东威海看过正在当兵的儿子返回合肥，却在家门口招此大祸。可见一百年前的七里塘，既荒凉又偏僻，是实打实的荒郊野地。这位男主有个了不起的儿子，他便是做过民国总理的段祺瑞。此公又被人称为“段合肥”。他和“李合肥”（李鸿章）一起，大大提升了合肥在民国的地位和影响。及至后来随着《合肥四姐妹》一书风行，合肥在外人眼中，又幻化成一个既盛产才子，又盛产才女的城市。
我在第一个居住地住了约十年。我对包河、省图、安徽剧院和包公祠无比熟悉，没想到三十年后会有出版社约我写包公。而我恰恰在写包公一书时重新认识了合肥。宋时的合肥不光是包公的合肥，也是姜夔的合肥。无数名流曾经来到此地，歌咏它，赞美它。那时候的合肥一条大河穿城而过，无数小河小水依偎着它，走几步便有一座古朴的小桥，是一个典型的水乡，有点像威尼斯城。不过，一千年后的合肥，肯定让宋人认不出来了，城市扩大了几十倍，连偌大一个湖都直接躺在家门口不远处。合肥城里的村庄，除了淝河镇等屈指可数的九个自然村，便再也没有了。而淝河镇，亦将在不久之后变身为文创小镇，哪里还有半点村庄的影子呢？
我曾经发誓终生不买车只做走路一族，可在十年前单位搬到天鹅湖边后，这一信念便渐渐瓦解。原本是让女儿学开车的，但她去北京做起了小说家，我只好顶她的岗去学开车。一旦学会驾车本领，自然就演变成开车一族。开了几年车后，随着城市腹地越来越庞大，越纵深，也越来越难开，开车的念头便又动摇起来，开车哪有坐地铁便捷呢？家门口的地铁一旦开通，我那小车估计就会变成闲车一族。城市的变化，总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现在我的住处，原先属肥西地界。我们第一次去考察时那里简直荒凉至极，而现在，变得和主城区没什么区别了。我在写字画画时，常在题款末尾写上一句“书于合肥城南”。而作家潘小平女士，和我住同一小区，她则常在文末写上“写于匡南”，这“匡南”便是匡河之南。这两个字一般人是看不明白的，因为匡河既无历史也不著名，在老合肥地图上见不到它的踪影，只有在新合肥地图上，在西南角，有它一条曲曲弯弯的小脉络。这条河流始于天鹅湖，亦终于天鹅湖。而天鹅湖呢，已是合肥政务区的一道亮丽风景。而匡河亦因之有了它的特殊风致。
祝愿未来的合肥，带给我更多惊奇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