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是一支文武兼备的人民军队。在抗战的烽火中，1938年5月1日，新四军的第一张党报——《抗敌报》在安徽泾县创刊。初为油印，不久改石印，后改为铅印，对开四版，五日刊，后改为三日刊。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题写报名。《抗敌报》从皖南泾县出发，在华中抗日根据地转战多地，从新四军机关报到苏中区党委机关报，无论环境如何恶劣、条件如何艰苦，坚持出版发行；无论归属如何变化，其“抗敌”宗旨始终未变、抗战大旗始终高举，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夺取抗战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9年春周恩来在泾县云岭与叶挺（右）项英（左）合影。
鲜明的旗帜是“抗敌！”
《抗敌报》的报名就十分鲜明地表达了该报的宗旨：“抗敌！”《抗敌报》在新四军乃至华中皖苏豫鄂等各省人民中，都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由于战乱及历史原因，目前，已查不到《抗敌报》（泾县版）的创刊号及表明“宗旨”的《发刊词》。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在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报刊研究》期间，在从安徽档案馆查阅的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即1939年）九月十一日《抗敌报》第三版上，看到了一篇“创刊词”（本报江北版创刊号论）。创刊词说：“为着要加强江北新四军全体指战员的教育，以提高政治理论的水平，增进战略战术的修养，鼓舞抗战情绪……同时也为着加强与我军有如鱼水不可分的广大民众的教育……广泛的动员他们参加抗战，进一步与军队亲密合作。同时更为着要加强瓦解敌伪军的工作，以宣传抗战对付敌伪的宣传战，揭破敌寇汉奸一切无耻的造谣与欺骗阴谋。本报便冲破了重重困难……出刊了。”“本报鲜明的旗帜是‘抗敌’！本报基本的立场也就是要‘抗敌’！”“因为要抗敌”，“所以必须坚持持久抗战”；“必须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投降妥协分裂的任何罪恶活动”；“必须力求全国进步……反对一切……反共反进步的任何罪行”；“必须依靠自力更生但不放弃外力援助的政策”；“必须执行华中游击战争，粉碎敌人对于大别山周围的军事扫荡”。
一名记者一把号、一张报纸一面旗。打开《抗敌报》，处处彰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和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铁军精神，在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面前勇敢地挺起中华民族脊梁。无论是对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诠释，还是对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导读；无论是对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业绩的宣传，还是对根据地建设成就的报道；无论是对皖南事变真相和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分裂阴谋的无情揭露，还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局的客观评析，篇篇闪耀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抗战精神的光芒。在那场反对日本侵略者“武装＋文化”双重“侵略”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舆论支撑作用。因此说，《抗敌报》就是华中根据地的抗战号角和旗帜。
新四军政治部《抗敌报》编辑室。
实行“游击办报”的方针
在敌后游击战争的大环境下，必须实行游击办报的策略。这是毛泽东“游击战”军事思想在新闻工作中的生动体现。在新四军及华中根据地，几乎没有一份报纸或刊物能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安安稳稳地办下去。历尽千难万险办起一份报纸，或者中途停刊，或者被迫转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已成常态。《抗敌报》同一个报名，就有四五种版本。最早的《抗敌报》，由新四军政治部主办。1938年5月1日在皖南泾县创刊，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撤离皖南时，《抗敌报》出版告别号，发表了题为《临别之言》的社论和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联署的《告皖南同胞书》，宣布终刊。
《抗敌报》（江北版），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报。为了避免国民党顽固派的干扰，于1939年9月1日，由驻扎在安徽庐江县东汤池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创办。后来，随着江北指挥部移驻皖东，于同年11月20日在安徽定远县藕塘继续出版。1940年2月随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津浦路西转移到津浦路东地区，继续出版。其间，国民党顽固派在敌后地区掀起反共高潮，日寇乘机对华中各根据地的新四军游击部队进行“扫荡”，同年7、8月间，盘踞在南京以北的来安、仪征、六合、嘉山等县的日伪军向中原局驻地淮南路东中心地区半塔集进行合击，形势十分严峻。在刘少奇亲自指导下，报社编辑部和印刷厂转移至山区，把笨重机器就地埋到山区田野中，改出油印报。反“扫荡”结束后，又恢复铅印出版。1940年10月下旬，中原局向苏北盐城地区转移，该报停止出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改编为第2师，又恢复出版。1942年精兵简政和1944年整风时，该报曾暂时停刊，不久又复刊，直至抗战胜利。
《抗敌报》（苏北版），由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主办。1940年10月在海安创刊。1941年1月苏北指挥部改编为新四军第1师，该报成为第1师机关报。同年5月，该报移交给中共苏中区委作机关报，从而拉开了创建苏中新闻事业的序幕。1942年7月，因日伪军大举“扫荡”苏中地区而停刊，8月复刊，11月因敌情紧张而停办。
总之，《抗敌报》从1938年5月1日在皖南泾县创办，到1942年底在苏北停刊，历时4年半（2师“江北版”出版至抗战胜利），由于战乱，该报的归属即主办机构几经变更，先是军部，再是江北指挥部，而后是中原局，还有第2师等。其版本也是不断变更，仅“江北版”就有3个。办报地点更是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转移。《抗敌报》的办报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游击办报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1940年5月22日《抗敌报》版面。
保持大众化通俗化风格
抗战时期，党中央十分重视党报的大众化通俗化。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中宣部发文要求，“各地党报的文字应力求通俗简洁，不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众也可以看。”面向华中军民的《抗敌报》始终保持大众化、通俗化风格。内容上在大力宣传重大战役、重要典型的同时，开设《战士园地》《新四军一日》《女兵口述》等专栏，低视角报道普通战士的不平凡业绩。形式上力求文字通俗简短，编排新颖活泼，先后有“文艺”“战士园地”“抗敌剧场”“新文字”“青年队”等五种副刊，以生动活泼的形式为抗战鼓与呼。比如，在“六一”专刊上刊登《一个号召——看谁做“小英雄”？》，文中写道：“什么叫做‘小英雄’？”就是“大家一看见你，就伸出大拇指，叫着‘××呱呱叫，是个好儿童’。”“‘小英雄’的意思也就是和这个一样的呀！”这番通俗易懂的话语和生动鲜活的“小英雄”故事，很快在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少年儿童中引起共鸣，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争做英雄、报效祖国的革命种子。 （王传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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