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一年（1885）初，中法战舰对峙于镇海港口，海上大战一触即发，当地官宦豪绅纷纷将家眷迁往内地，可负责浙江防务的巡抚刘秉璋却将全家迁到杭州，说：“中法即将开战，我必全力赴之！如战事失利，我将为国尽忠；至时，夫人要尽节；老大、老二、老三三个儿子要尽孝；小四、小五尚幼，送李鸿章。”这里说的“小四”，就是刘体智，即刘晦之——后来鼎鼎大名的银行家、收藏家。当时，他才6岁。
刘晦之（1879-1962）的家庭背景和个人身世经历，使他具备了收藏的条件：专业知识及经济实力。而他恢弘的气度，又是一般收藏家难以企及的。他把自己收藏的甲骨片、青铜器、善本古籍，几乎毫无保留地嘉惠学林，郭沫若、容庚等的甲骨学研究，上海图书馆及国家博物馆的善本收藏，都得益于刘晦之先生的慷慨捐助。
刘晦之
一片甲骨惊天下
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天津人王襄（1876-1965）发现甲骨文（目前学界流行以1899年为甲骨文的发现之最初时间；发现人是王懿荣）。此后，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王襄陆续出版研究成果。1928年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历时10年，共得甲骨约3.5万片。在此之前，甲骨片的出现几乎全是个人收藏，私下交易、交流。
甲骨文的发现，震惊海内外，它使《史记》记载的商王世系得到实物印证，“东周以上无史”的论断被彻底否定。同时，通过对甲骨文的初步研究，人们开始领悟到《礼记·表记》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真正含义，原来商朝人凡事都求神问卦，占卜成了商朝人政治、军事以及个人生活中的大事。殷商时朝廷中专门设置了占卜的机构，将龟甲、兽骨上有刻辞的，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中。殷商考古发掘的就是这些甲骨。它真真切切地反映了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之间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龟甲
弃官从商的收藏家
刘家老四刘晦之是公认的民国一流收藏家，他是当时个人收藏甲骨片最多的人。刘晦之之所以能成为收藏界大佬，与他的家世背景有关。
刘晦之自幼就读于李鸿章家在天津的私塾。那时候，李鸿章是北洋大臣，子女们就读于私塾。刘晦之的加入，除了因为刘秉璋与李鸿章在淮军系统内的关系，还因为刘家与李家有姻亲关系。
刘秉璋大儿子刘体乾娶妻李氏，李氏是李鸿章六弟李昭庆的女儿，也就是说，刘晦之的大嫂是李鸿章的侄女。另外，刘秉璋的大女儿、二女儿先后嫁给了李鸿章的大儿子李经方，刘秉璋的这两个女儿都比刘晦之大，也就是说，李鸿章的大儿子李经方是刘晦之的姐夫。后来，刘、李两家还有几门姻亲关系。因为这层关系，刘晦之进入李家在天津的私塾、与李氏子弟同堂学习，是很正常的事。
李家私塾的学习条件，让刘晦之受益匪浅。这里不仅有优秀的古文先生，还有洋文老师，更重要的是李家不断有晚清显贵要员出入，这让刘晦之眼界、胸襟都得到历练。成人之后，刘晦之娶六安状元孙家鼐的女儿为妻，孙家鼐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刘晦之也因父荫出任度支部（户部）郎中。
1911年，刘晦之离开官场，来到上海，开始投身金融业。1919年，出任中国实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中国实业银行是一家民间商业银行，创办人是安徽人周馥的四儿子周学熙——袁世凯当政时期的财政总长。周学熙是北方实业界领袖人物，周学熙的妹妹是刘晦之三哥的妻子。当时，中国实业银行总行设在天津。1929年，实业银行总行迁到上海，刘晦之出任总经理。1933年，他在上海搞“特别有奖储蓄”，开中国“有奖储蓄”先河，轰动上海滩，并引起全国关注，使实业银行储蓄总额一度达4000万元，当时仅次于中国银行。
当时，财政部长宋子文正欲推行“航空奖券”，他很担心刘晦之的“有奖储蓄”会影响“航空奖券”的发行，便下令中止实业银行的“有奖储蓄”活动。刘晦之派人交涉，宋子文提出要交60万元法币。经过算账，刘晦之觉得如果交出这60万元法币，那么实业银行的“有奖储蓄”也就无利可图了，于是“有奖储蓄”就不办了。后来，经金融市场的“整顿”，作为民间商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被改组，国民政府成了大股东，刘晦之心灰意冷，干脆辞去总经理职务，一心一意玩他的收藏了。
巧妇喜得及时“米”
刘晦之收藏中，最令人关注的要算他对甲骨片的收藏。
殷墟考古在正式发掘之前，甲骨片主要来源于古玩商人。刘晦之自从接触甲骨片之后，便时时关注甲骨片的最新出土信息。他所收藏的甲骨片，务必是新坑出土的，刻辞要有新内容，不吝重价。
统计数据表明，有组织的殷墟考古发掘，10年间共得甲骨片约3.5万片，而同时期的刘晦之收藏的甲骨片总数已达2.845万片！直到现在，全国共出土甲骨片15万余片，刘晦之收藏数占了近五分之一。对此，郭沫若说：“刘氏体智所藏甲骨之多而未见，殆为海内外之冠。”
郭沫若是怎么知道刘晦之的甲骨收藏的呢？
众所周知，郭沫若于1927年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因讨伐蒋介石政变而遭到通缉，流亡日本。1928年，他在东京的一家书店看到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此时，国内除了罗振玉，王国维先生还出版了《殷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考》。罗、王均已能认识数百甲骨文了。但郭沫若不仅仅关注学界对甲骨文的考释，他还提出“甲骨文是奴隶社会的产物”的重要论点。他几乎搜遍了在日本能见到的所有甲骨文资料，于1929年出版了第一部甲骨文研究专集《甲骨文字研究》。1933年，又出版了《卜辞通纂》。
相比于罗振玉、王国维等，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起步晚，但他的起点高、观点新，很快引起学界关注，刘晦之对此也很清楚。他请人将自己收藏的两万多片甲骨逐一拓印，编辑成《书契丛编》，共20册，于1936年夏，由中国书店的一位朋友专门带去日本，并亲手交给郭沫若，供他研究。
当时的郭沫若，正处在落难关口，据说连买笔的钱都没有，无偿得到这样海量的甲骨文拓片，其内心之惊喜与感激，是不言而喻的。
郭沫若果然没有辜负刘晦之的期望，于1937年在日本出版了重要的甲骨文研究专著《殷契粹编》。他从《书契丛编》中挑选了1595片甲骨，对其进行考释、研读，编成《殷契粹编》。这是一部将考据学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的著作，与此前出版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共同构建了甲骨文研究的科学体系，也奠定了他在甲骨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正如郭沫若在《殷契粹编·序》中所说：“（刘晦之）尽拓出其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册凡二十。去岁夏间，蒙托金祖同君远道见示，更允其选辑若干，先行景布，如此高谊，世所罕遘。余即深受感发，爰不揣谫陋，取其1595片而成兹编，视原著虽仅略当十之一，然其精华大率已萃于是矣。……然此均赖刘氏搜集椎拓之力，得以幸存。余仅坐享其成者，自无待论。”在这里，郭沫若清楚地交代了他的《殷契粹编》的来历，也客观地提及刘晦之的功劳。显然，没有刘晦之的慷慨捐助，就没有郭沫若这一时期的杰出成就。 （丰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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