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嘉谟与汪文言

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屡次引用汪道昆《太函集》中对徽州人的评价“狭量偏襟”，想必对此深有感触。徽州人虽长期从商从文，本质上却是山民性格，时常表现为偏执倔强，尖刻较真，好诉好讼，誓死不低头。一些史志传奇也常常站在正统角度，对徽州人冠以“刁民”和“讼棍”称谓。明中期的帅嘉谟和晚明的汪文言，就是这样的典型——二人虽属布衣，却异常倔强、执拗、不屈服，将徽州人的性格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歙县徽州古城 吴建平/ 摄

“壮夫侠士”帅嘉谟

帅嘉谟原籍不是徽州，属于歙县的“军户”。明朝沿用传统编户齐民管理，以职业属性确定身份地位，设置有儒户、农户、军户、商户、匠户、乐户等。儒户，指的是家中拥有秀才以上的读书人，享有税役上的优待；军户，是世代当兵打仗的家庭，可豁免税役。

有可能自祖上起，帅家就生活在歙县了。帅嘉谟很聪明，尤擅算术，只是因为出身军户，不能参加科考。一天，无所事事的帅嘉谟去县衙找熟人聊天，看到存放的历年税收账册，不自觉地按照上面的数字做起了算术，突然发现了“问题”：歙县每年向南京承运库缴纳的税粮中，除正税之外，还有一笔税目叫“人丁丝绢”，不仅要求以实物缴纳，且数额颇大，每年要缴8780匹生绢，折银6145两。可是这项税收其他县都没有。帅嘉谟找来了《大明会典》，查阅徽州府历年的税目，上面提到了这笔“人丁丝绢”，却没有标明这笔税费需由歙县独自承担。帅嘉谟觉得对歙县不公平，便开始深入调查，发现之前也曾有人为此上诉，可一直没有结果。帅嘉谟忿忿不平，于是串连了几个家乡父老，准备向上级提出诉讼。

完全可以想象诉讼之艰难。很多官宦莫名其妙：地方政府的税收问题，你帅嘉谟横插一杠子干什么呢？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应天巡抚恰巧是不怕麻烦的海瑞，他不仅受理了诉讼，还召开了徽州府六县会议。帅嘉谟也很开心，没想到不久海瑞突然被调走，此事再度搁浅没人管问。在此期间，帅嘉谟继续寻找新的证据，他厘清了此事的来龙去脉：明朝初年，歙县欠朝廷夏麦九千多石，遂提出以生丝来补交。这笔债务还清之后，没想到“人丁丝绢”变成了常态，变成每年都要上交。帅嘉谟启程去了南京，再次诉至应天府，认为此项税收不合理，应该取消。南京受理了诉讼，一番聆听调查之后，初步意见是“查清问题，六县均摊”。虽然帅嘉谟对结果不太满意，可是转念一想，觉得若歙县少交钱粮，结果也不错。没想到帅嘉谟自南京回徽州时，路途中突遭凶险，差一点被人刺杀，帅嘉谟吓得魂飞魄散，返回歙县后不敢出门。一段时间后，歙县知县找到了他，想让他再出面申诉，看能否将歙县上交部分减免。帅嘉谟重任在肩，于是联合县内士绅，继续通过应天府进行申诉。应天府指定由兵备道出面受理此事，兵备道不仅拥有司法权，还拥有军事权，权力和地位举足轻重，可见上方对此事的重视。其他五县见歙县一意孤行“转嫁负担”，一时坐不住了，也开始组织人马进南京申诉。朝廷内阁知晓此事后，下令彻查。

徽州府推诿不成，只好介入协调，要求各县均摊税课，且不得再追究已往之事。“均摊”的结果，另外五县虽然无法抗拒，可各方心里还是极不情愿，以为南京户部尚书殷正茂是歙县人，有徇私枉法之嫌。相对偏僻的婺源县此时知县退休空缺，有读书人更加极端，建议成立“议事院”，实现自治不接纳此结果。徽州知府闻听婺源百姓造反，派人紧急前往调查，没想到遣派之人在半道上就被民众堵截。其他四县也闹得沸沸扬扬：休宁县民众挟持了知县，发布伪造文书呈送江南四省，称歙县有人造反，一万多贼寇占领了歙县。南京朝廷赶紧向江南四省解释情况，同时调集军队进入徽州，混乱之局渐渐得到控制。为了安抚民众，上方同意给徽州府降税：原先一县需承担三千多两白银，现在只需两千多两。这结果仍让除歙县外的五县不满。为了息事宁人，徽州府只得咬牙答应这钱由自己来承担。

沸沸扬扬的“徽州丝绢案”持续了十年，至此终偃旗息鼓。因为“挑起事端”，上方迁怒于帅嘉谟，对之严厉处罚：杖一百，发配千里之外充军。判词为：“将不干己事情，捏造写词，声言奏告，恐吓得财，计赃满贯……以陈奏而敛取。”此后帅嘉谟不知所踪。只是公道自在人心，谢陛主编的明万历《歙志》还是将帅嘉谟列入《义士》篇：“以匹夫而尘万乘之览，以一朝而翻百年之案。虽遭谪戍，而歙人视若壮夫侠士。”

“天下第一布衣”汪文言

之后，徽州进入了相对平稳安定的状态，跟山外的世界一样，迎来了数十年的高速发展期。《剑桥中国史》认为，万历年间中国实际总人口已达到二亿，创历史新高。以哈耶克的经济学观点来看，这应是“自发秩序”在起积极作用，即亚当·斯密所说“看不见的手”。此时又出了一个小人物汪文言，让阉党和东林党之间的争斗达到“白热化”。

汪文言本名汪守泰，徽州府歙县人，曾在徽州府牢狱做看守，既监守自盗收取贿赂，也仗义疏财帮助朋友，是典型的“黑白通吃”的衙门小吏。此后，汪文言犯事逃至京师，刑部郎中于玉立为他买了一个监生头衔，以之为耳目打探坊间信息。汪文言广结朝官，上至公卿、下至胥吏，其中有不少东林党人。由于汪文言为人豪爽，讲义气，东林党中坚人物如赵南星、叶向高、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都对他另眼看待。

汪文言跟太监王安成了好友。王安是太子朱长洛的贴身太监，朱常洛最初不受万历皇帝朱翊钧待见。万历后期，朝中围绕太子继位问题争斗激烈，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皇帝一病不起，弥留之际，杨涟和左光斗找到王安，让其带着朱常洛突破郑贵妃的封锁赶到万历皇帝病榻前尽孝，且严防郑贵妃破坏“储君”计划。王安担心贸然踏入乾清宫会惹出祸端不敢做，经汪文言力劝，王安才下定决心领着朱常洛进了乾清宫。此举大获成功，朱常洛当上了皇帝，是为明光宗。因为汪文言在关键时候帮王安拿定主意，东林党人更觉汪文言有胆有识，可赋重任。明光宗即位后，王安被提拔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位置变得至关重要。汪文言向王安建言，劝皇帝实行一些有利朝廷的政策，王安在泰昌、天启之年出力颇多，有不少“善政”实施离不开汪文言的出谋划策。汪文言也顺理成章地加入了东林党，受到了东林党领导杨涟、刘一琼、韩爌、周嘉谟、左光斗等人的看重，一时被称为“天下第一布衣”。

汪文言以布衣之身份陷入重重“宫斗”之时，身边的凶险开始像鳄鱼般潜伏。朱常洛去世后，魏忠贤率“阉党”首先发难，联合熹宗的乳母客氏害死王安。此后，魏忠贤掌握了内廷大权，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领东厂，在不经司法机关批准的情况下监督缉拿臣民。东林党、阉党两派分庭抗礼，为降伏东林党，魏忠贤先对汪文言下手，革除了汪文言国子监监生的身份，将其逮捕下狱。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联合内阁首辅叶向高向皇帝进言，请求释放汪文言。汪文言出狱后，被朝廷委任做了内阁中书。给事中阮大铖跳到前台，弹劾汪文言与魏大中、左光斗等人互相勾结谋取私利。汪文言再次入狱，锦衣卫许显纯用尽酷刑，诱导汪文言诬告杨涟等人。汪文言不肯屈服，最后留下一句：“这世上没有贪赃的杨涟！”天启五年（1625）十月，汪文言死于狱中，像棋局上抹去了一颗微不足道的马前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