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刚上班，接到一个电话，是李叔的儿子打来的，告诉我李叔去世了。我强忍泪水，请他节哀顺变。父亲离开我3年了，如今他人生路上的“三盏灯”——王伯、张伯和李叔，也在另一个世界相聚，他将不再孤单。
父亲曾多次告诉我，在他的记忆里，与王伯认识的那个冬夜特别寒冷。他18岁那年，一天夜里天降大雪，他突发肠梗阻，疼得掉下床，满宿舍打滚。其他同学只眼睁睁看着，只有王伯二话不说，到老乡家里借来板车，拉住他在雪夜狂奔。王伯把父亲送进镇上医院的病房，才发现自己的棉袄被树枝划了个大洞，一只棉鞋也跑丢了，脚趾冻成了胡萝卜。
父亲与王伯的情谊多年不变。记得父亲要退休了，想以后有个事干，就与朋友合办了汽配厂，几个月后没钱进货，濒临倒闭。我那时工资不高，又结婚不久，无能为力。王伯不知从哪里得知消息，一天他提着布袋，到了我家，将布袋扔到父亲的身边，露出一捆捆人民币。他拍着父亲的肩膀：“我们当年在乡下，剩下一个窝头都分着吃，这是难得的情分。”那布袋里的钱，是王伯准备给孙子买学区房的钱，他儿子为此和他怄了很长时间的气。
父亲书房里挂有一幅《秋山图》，晚年时他时常立于画前沉思。这幅国画，意境幽远，笔法却有几分笨拙。那是他跟张伯学画的第一幅作品。张伯原是省美院教授，全国知名的画家，与父亲相识在特殊年月。父亲喜欢画画，以前没人指导，现在有了老师，就成了跟班，喜欢蹲在田间地头听他说绘画的心得。
有一次，父亲临摹张伯的《虾戏春水》，画了一张又一张，一直不得要领，气得扔了画笔，几天没有合眼。张伯听说了，下工后，在小店里买了一瓶白酒和一袋花生米，直接来到父亲的宿舍：“你画画只是爱好，不需要拼命。”两人酒量都不大，吃完了花生，酒没有喝完，张伯用筷子蘸着酒，在桌上画虾，告诉父亲“留白更见功夫”。父亲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父亲的画艺慢慢提高，还能在县里的书画比赛中获奖。那时张伯已经回到省美院了，有时一年也见不到面。但父亲说到张伯，便满是崇敬：“你张伯就是《秋山图》的那座高山，我就是山下那小小背影，他的高度我此生惟有仰望。”
父亲床头常年放着本快要翻烂的《古文观止》，每页都密密麻麻写着批注，除了父亲写的，还有李叔的。李叔是市里的图书馆管理员，他只有高中文化，他是父亲返城上班后频繁借书时认识的。成了朋友，李叔常在闭馆后，替父亲借了需要的书，用旧报纸包着，给父亲送过来。
1977年恢复高考，准备时间只有两个月，父亲白天上班，晚上看书做题。李叔骑着二八自行车，穿过大半个县城给他送复习资料。父亲劝李叔一起考，李叔说底子薄，考也考不上。
父亲看书也有心情抑郁的时候，有天下暴雨，李叔送了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来，他把套着塑料袋的书扔到门外，说不想考了。李叔二话不说，冲进雨里，把书拾起来，放到书桌上，他已经浑身湿透。他对父亲说：“现在不考了可不行，你还要代表我去考呢。”那年冬季高考，父亲居然杀出重围，考上了大学。据说考最后一科，李叔比他还紧张，在考场外转了一圈又一圈。
我也有过很多朋友，但至知天命的年纪，经历许多事后，深切理解了父亲曾说的话：人生需要三种朋友——在陷入困境时关心你的人，在春风得意时让你清醒的人，在懈怠时推你前行的人。这三盏璀璨的灯，会让人生的路更加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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