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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铡!”
龙头铡铡杀皇亲国戚,虎头铡铡杀贪官污吏,狗头铡铡杀其他死刑犯……
当你还在津津乐道于包公的三口铡刀,甚至要去河南开封府大堂里亲眼瞧一瞧那令人闻风色变的铡刀,你可知道,所谓包公的三口铡刀,其实是戏曲、小说中塞给包公的刑具。在真实的历史中,包公并没有这三口大杀器。
在小说《三侠五义》中,公孙策刚加入开封府团队,还没有成为“高级合伙人”时,宋仁宗赐御札(亲笔手谕)三道给包拯,包拯转手命公孙策加以参详。当时公孙策刚刚加入团队因不知包拯性情底细,以为对方想辞退自己,于是擅自改动原意,以“札”为“铡”,画成龙、虎、狗三道铡刀草图,以求快意。岂料老板包拯看过草图后赞叹不已,连忙命公孙策监造三把铡刀式样,这就是三道御铡的由来。
可惜,这只是清朝人写的章回小说一个情节,并非历史的原貌。真实的历史是,包拯不仅皮肤不黑,没有额头上的小月亮,也没有那三口铡刀。
试想:大堂是断案、审讯的地方,岂能当场铡人。那不是变成法场了吗!
“我从包公家乡来”融媒体团队成员和河南开封府的包公扮演者合影
包公没有三口铡刀,但却有一把小剃刀,名曰:奥卡姆剃刀。
奥卡姆剃刀是由14世纪方济会修士奥卡姆提出的逻辑学法则。
具体来说,就是:如果关于同一个问题有许多种理论,每一种都能作出同样准确的预言,那么应该挑选其中使用假定最少的。尽管越复杂的方法通常能做出越好的预言,但是在不考虑预言能力的情况下,假设越少越好。
简单地说:就是简约法则。
大家也可以这样理解:奥卡姆剃刀指的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就是“简单有效原理”。能简单理解,就不要把事情搞复杂。虽然这个理论是奥卡姆提出来的,但其实古往今来,很多人都按照这种思考方式行事,“治大国如烹小鲜”、“庖丁解牛”等如是,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也如此,那为什么说包公也有一把“奥卡姆剃刀”呢?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断案,一个是治国。
先看断案。
1993年电视剧《包青天》有200多集,几集就一个案子。明朝万历年间的《百家公案》总计九十九回,每一回都是包公断案。
但从《宋史》、《仁宗实录》《孝肃包公墓志铭》以及宋代文人笔记中来统计一下,包公其实更多是一名治国贤臣,他断的案子,其实也就几桩。
但从这些案子来看,包公无一不是动用了他的小剃刀,用“简约而不简单”的方式破了案。
《宋史•包拯传》中记载,包公在安徽天长做知县的时候,就曾断过一个与牛舌有关的案子。当时是一个老农家里的牛的舌头被人偷割了,而包拯只用了一个简单的策略就成功将凶手钓了出来。
这是一桩无头案:有一农人状告一个歹人割去他们家耕牛的舌头。眼看就要死亡。包公命农人干脆宰牛卖肉,不久后,便有人来举报他私宰耕牛(宋代这是违法的)。包公略加审问,举报者果然就是割去牛舌之人。原来包公分析:割牛舌无利可图,理当是仇家所为。牛主私宰耕牛,仇家自然要来举报,这就自投罗网了。
“牛舌案”是包公为官后断的第一个案件,包公“善断狱讼”的名声就从这里流传开了,人们都说他是神人,能未卜先知。其实,包公是运用“引蛇出洞”的计谋,直击要害,简单有效地办了案。
包拯在初任权知开封府时,许多府吏抱来文书,等待他批阅。包拯让他们按顺序进呈,逐件批阅。有的府吏故意刁难,将积年旧案卷宗混杂在中间,包拯发现后责问府吏,府吏无言以对,再也不敢生事。自此文书减少了,开封府的文书案卷变得井井有条。经他这么一整,开封府的衙门风气为之一新,办事手续简便迅速多了。
还有一件值得称赞的事。为了方便百姓当面递状申诉,包公裁撤了门牌司,允许告状人直接到知府大堂递交状纸,这样一来,既提高了办事效率,又避免府吏从中营私舞弊,断案也更加公平合理了。
《包拯墓志》提到,宦官家的园榭,侵占惠民河的河道,导致淤塞不通。一次京师水灾之后,包拯乘机把这些违章建筑全部拆毁,一次性解决宦官侵占、违建问题。包公雷厉风行,制裁了一干权贵,大快民心。
包拯回合肥做官,亲朋好友听说包大人来合肥做官了,蜂拥而至,这个求他办事,那个给他送礼,还有打着他旗号招摇撞骗,有的则仗着他的势力横行霸道。怎么办?包大人来个杀鸡儆猴!抓了个本家作恶的舅舅,当庭大板伺候。这是司马光在《涑水纪文》记载的。虽然有些亲戚骂骂咧咧地说:晚辈打长辈,这也太不应该了。但效果绝对有,好家伙,这人六亲不认呀!大伙只能收敛。肥东籍作家许高彬就由此创作了《包公打舅》的剧目。
这就是简单有效原理。办这类案子,重点不在破案能力,在不怕得罪人的胆色和执行力。实际上,案子之所以难办,多半只是因为牵扯到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已。包公的“断案如神”,正在于他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特别干净纯粹的人。
再看治国。
包公在和州踏入仕途后,历任过三司户部判官、户部副使,出任京东、陕西、河北等路转运使,累官至三司使,掌管全国的盐铁税、人口税和计划开支。从包公的履历可以看出,他在经济领域的工作经验,也很丰富,非常善于用简单有效的“奥卡姆剃刀”解决棘手问题。
一是“陈州放粮”。陈州(今河南淮阳)遭受大旱,麦子收成不好,民不聊生。包拯奉命到陈州察访,发现身为京东西路转运使的王逵,只同意免去支移,却要求仍按折变交纳现金。按照这种折变之法,农民就是把全部麦子卖掉,也不够缴纳“拆变”,于是,纷纷逃亡他乡。
包拯了解情况后,当即上奏宋仁宗《请免陈州添折见钱疏》,无情揭露了王逵卑劣手段,以及非法盘剥农民的事实,并请求宋仁宗特降诏书,令百姓按大小二麦的市价缴纳现钱,或直接缴纳大小二麦,减轻了陈州五县农民的负担,使百姓有了喘息的机会。
二是“运粮戍边”。宋廷一直在河北路境内常驻三十万人马,保卫边疆。三十万人马的粮草供应问题,成为当时财政上一个非常突出而又棘手的问题,尤其在河北又连年遭受水旱灾害,粮食奇缺,形势更为严峻。
包公深刻认识到粮食对于巩固国防、稳定社会的重大意义。他仔细分析国内外两方面的情况:国内,河北驻军很多财政支出的多,收入的少,夏秋两税都没有把握,可能出现大段缺粮;国外,宋、夏已经媾和,宋、辽关系也恢复正常,近期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他大胆果断地采取了以下几项有效措施:
第一,以口就粮。把前线缺粮区的军队南移到有粮地区驻屯,节省了国家大量开支;
第二,设法调运。利用航运便利时机,加价雇用民工,调拨二百万石粮食运运到卫州、通利军,大大缓解了缺粮的困境;
第三,赶造船只。针对主管官员办事不力,管理不善,造成大量船只损坏,不能使用的情况,选拔精明强干的人,负责修船,并造船三百条,将怀卫地区价格便宜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河北各地,解决军粮运输和供应;
第四,精简冗兵。裁减河北、河东、陕西、京东、京西五路年老、体弱等冗兵八万人,令其回乡生产。这样一来,即使军队战斗力增强,又减轻粮食供应压力;
第五,扩大粮食生产。由于包拯高度负责、措施得力,在较短时间内扭转了军粮短缺的危急形势,稳定了边防大局,出色地完成朝廷交给他的“运粮戍边”任务。
包公还是一位开展基层调研、积极推行新法的“改革家”。2023年11月,“我从包公家乡来”大型融媒体采访团来到山西运城,参观了河东池盐博物馆,这里面记载了包公在运城“改革盐法”的故事。史载“解州盐法率病民,拯往经度之,请一切通商贩。”
包公力排众议,坚决支持范祥的盐改,并与范祥一起制定新法细则。他一连上了三道奏折给宋仁宗,推行钞引法。由于包拯在奏章上的严正言辞,有力地打击了保守势力;也因为他成功的实地考察和极力支持,使宋仁宗坚定了维持通商新法的决心。钞引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促进了盐业的发展。当地百姓感念他的政绩,在解州立碑纪念他。
经济治理上,包公担任三司使主管全国税收后,先后四次向朝廷奏报力主免除“折变”,让农民仍按实物完税。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后,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当时,包公已认识到制定政策、税法要注意涵养税源,提倡发展生产,扩大流通,认为“虽一时课额少亏,而终成大利”,否则将会“先有利而后生害”,这些见解科学、辨证,对今天的税收工作仍有借鉴意义。
大皖新闻记者 刘旸/文 海芋星/制图
编辑 彭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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