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新闻讯 主旋律创作是很多作家避之唯恐不及的领域，而潘小平却迎难而上，并交出了“脱贫攻坚”题材的新书《大别山上》这份靓丽而厚重的成绩单。上周五，潘小平做客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的大皖徽派栏目，通过直播镜头分享了主题创作带给她的挑战与空间。作为一位有人文情怀和个性话语的作家，潘小平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了大别山的一座座山岭，用自己的理性思考与个性表达，为我们讲述了不一样的中国故事。
主题创作对作家是更大的考验
作家潘小平
徽派：潘老师已经是第三次做客我们徽派了，上次来带的《一条大河波浪宽》，也是一本报告文学，上次是走遍了淮河两岸，这次又翻越了大别山岭。这次的创作背景是什么？
潘小平：2020年是扶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这个大家都知道，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中国作协和国家扶贫办希望能够在全国范围内选一批作家，集中表现这一人类历史的大事件。当时全国选了21个作家，共同进行“脱贫攻坚”这样一个主题创作。
徽派：命题作文不好写，您觉得这次的挑战和难度在哪里？
潘小平：挑战还是蛮大的。首先，它确实是个命题作文，是政治话语，或者叫主旋律创作。一般作家是不愿意涉猎这样的政治题材、政策题材的，因为它很难写，可能会被认为是“假大空”的写作，也很难出彩。过去很多年前，我在给一个画家写评论的时候，讲过一句话，一直到今天，这个画家已经去世十多年了，前年他的儿子在给他办纪念展的时候，还重复了我当时说的这句话：主流意识形态的写作和创作，对作家艺术家来讲，是一个更大的考验。为什么这么讲呢，虚构性的东西可以完全是自我的表达，空间是非常大的，但是主题写作留给你的空间非常小，如何使政治性话语、政策性话语具备文学性、艺术性、审美性，使政治话语上升为文学话语，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当时接下来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也还是有些畏难情绪的。
徽派：而且还是这么多作家同时创作同类题材，也是挑战。
潘小平：是啊，它不仅是个命题作文，它还是个同题作文。全国选出21位作家，大家都来写脱贫攻坚这同一主题，怎么突破？国家层面的扶贫政策、省级层面的扶贫政策，甚至各个县出台的扶贫政策，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几乎没有创新的可能，没有空间。那么作为作家，如何在同题作文中凸显出来，这又是一个挑战。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第一要沉下去，第二要知道你自己的优势在哪里，能在哪里找到突破点，这是关键。
潘小平在大别山走访
徽派：思考之后，您觉得您的写作优势在哪里？
潘小平：我是《人民文学》联系的作家，当时《人民文学》的主编施战军老师电话中和我说，小平你还是有优势的，你的优势在于，你对大别山非常了解，进去过多次，我刚看你带着安徽的作家，搞了一个主题创作《有一种红叫金寨红》，这些都是你的优势，他也是鼓励我吧。《有一种红叫金寨红》是2015年春夏之交开始，一直延续到2017年6月的主题创作活动。金寨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金寨境内先后爆发了著名的立夏节起义和六霍起义，组建了12支主力红军队伍，曾有10万子弟参加红军，诞生了59位将军。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省作协组织了“金寨红”主题创作，作为时任省作协秘书长，我曾和全省十多名一线作家一起，多次深入金寨做田野调查，以期以新的视角、新的叙事，呈现大别山革命，赋予红色历史题材以当下的意义。其实早在十几年前，我因为拍摄一个“红色系列”的专题片，就多次进入大别山。再早点，20年前，我还拍过一个8集的电视散文，叫做《永远的大别山》，曾在央视十套播出。所有这些，作为我的人文储备，生活储备，思想储备和经验储备，都可以进入我的创作。虽然我有畏难情绪，但也还是愿意接受挑战的。
深入大别山带来很多感动
回忆入户采访经历，潘小平感慨万千
徽派：您见证了大别山20多年的变化，这是很大的优势。
潘小平：1996年我第一次进金寨的时候，平原地区的变化已经非常大了，感觉金寨还是很贫穷很落后的。进去的时候是中午十一点多钟，就听到“金寨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的大喇叭声，我当时非常惊讶，因为平原的县城早已不用广播这种形式了。金寨很特殊，它是革命老区，习总书记说的“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中国军队的策源地”，这是说金寨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对共和国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我在书里也写到，土地革命时期的金寨，人口不足25万，参军参战的10万儿女，最后幸存者仅700余人。我拿到这个数字的时候，特别受震动。我第一次进金寨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时候，看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的照片，那么小，还没来得及成大成人，就牺牲了，对我很触动。我在采访中还了解到，有一个孩子，普通的农家子弟，也不是儿童团，他的哥哥参加了红军，他去给队伍送信，在回来的路上，被毒蛇咬伤了，他就一个人躺在路上，直至死去。没有人知道这个孩子的名字，也没有人知道他来自哪个村子，家里还有什么人。这个故事距今已经80多年了，一直还流传到今天。这么幼小的生命，他们曾经怎样在这个世界上活过，他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非常想追寻，想知道的东西，也是最能感动我的地方。
徽派：红色是大别山的底色，也是它与别的地区不同的地方。
潘小平：是的，大别山的红色家庭很多，他们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但却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我发表在《人民文学》头条的本书第一章，题目叫《晴朗的夜空为什么滴下露珠》，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搞脱贫攻坚？是执政党、是共和国对老区人民的回报。所以我开始进入的时候，选择的是有红色背景的贫困家庭。我开头第一章写到的故事，是一个冯姓家庭，当时我是第一次听说，他的养父冯伦奎，是通过滴血入墓的方式，也就是“招魂葬”的方式魂归故里的。其实也不能说是他的“养父”，因为冯伦奎早在50年前就牺牲了，死时才20出头的年纪。当时听到这个的时候，我的头皮都是发麻的，一个年轻人跟着红军走了，走时没有结婚，而直到几十年后，家里人才知道他的死讯。过继到他名下的儿子，通过滴血的方式，为他招魂。我知道汉乐府里，写到过所谓的“招魂葬”，但在现实生活中，在坐在我对面的人中，就有这样的经历，对我触动特别大。
有一种红叫“金寨红”
徽派：这次是通过“入户采访"积累材料，为什么采取这种方式?
潘小平：是的，我开始进入采访，是随“第三方评估”一起入户，试图以“入户采访”为中心，建构起文本的“真实性”。“入户”是我采取的最主要的方式，它不仅仅使我获得在场感和当下性，它还以一种显性的方式，呈现在文本之中。
徽派：作为一部报告文学，你如何结合真实性可读性和文学性？
潘小平：新闻性、报告性、真实性，这是报告文学必须具备的。报告文学，首先当然要解决这些问题，但同时还要具有故事性、情节性，还要有文学性、审美性。在一些贫困家庭的选择，一些扶贫对象的选择上，我就适当考虑到了可读性和故事性。但是大别山有故事的家庭、有传奇色彩的人物非常多，只写这个是不行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如何用理性关照，去展现整个脱贫攻坚对普通中国人的影响。因此在采访中，我并不过分关注扶贫工作本身，而是把重点放在生活、情感、家族史、村落史上，感受环境、氛围、气息，尤其是人的变化。中国农村的变化很大，但最大的变化是人的变化，是人们展现出来的精神面貌，与过去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腾飞，创造了人类的奇迹，但文学要关注的，不仅是这个巨变的时代生活的变化，更要关注人的变化，人的情感、情绪和精神面貌的变化，它跟政治、经济、的关注点是不同的。
徽派：我看书后附有七十多本入户采访笔记，采访过程和媒体访问的不同在哪里？
潘小平：一般的新闻是不会特别关注到具体的人的，尤其不会关注具体人的具体情感和情绪；再就是展开，新闻一般是不要求展开的，我们则需要通过情景、场景、氛围、气息的描述，来达到文学的呈现。你的空间在于新闻没有的地方，不关注的地方，你的空间是审美，这和新闻有很大区别。我其实是很强调报告文学的“报告性”的，比如这个地区有多大的面积，它的人口状况，生产状况，农作物等等，必须要有，但不能是资料性的硬生生插进去。比如第一章，我写到，冯纪耐指了指对面的山坡，说：“就在那面坡上，就在那边哩。”接下来我插了一段关于大别山的资料，但我是这样写的：“我眯起眼睛，看了一眼对面的山坡，冬季的大别山草木凋零，一片衰白。大别山群峰巍峨，雄踞淮甸，绵延数百里，虽座落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但大部分是在安徽境内……”这属于硬资料，但硬资料怎么进入呢？是通过我的眼，通过我的情绪进入的，这就是文学的表达了。在这本书里，有很多所谓的“硬资料”要进去，包括全球扶贫、农业从1.0到4.0时代不同的发展机遇、欧美的农业模式、解决金融危机的中国经验等等，这些资料性的东西，还是要有的，我要解决的，是报告性和文学性融合的问题。比如我在冯纪耐家，看到他家没有冰箱，但彩电、洗衣机、电饭锅、电磁炉等家用电器俱全。在这之后，我插了一段2008年金融风暴的内容：”2008年以后，中国农村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是家用电器齐全。2008年爆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国沿海大批企业倒闭，大约有2500万农民工从城市转回来。西方的经济学家，重弹“中国经济崩溃论”的老调，但中国成功地化解了这场危机，而农村家庭家用电器的普及，就和这场大危机有关。”因为中央把13%的出口退税，转向鼓励农民买家用电器，我们成功地化解了那场金融危机，当时的农民家庭，达到了家均两台电视机。这个“硬资料”的进入，我是非常得意的，它也使我的文本拥有一种“大格局”。其实我采访了一二百户，这七十多户是我写到书里去的。一户户采访，很容易沉到里头，但脱贫攻坚这一人类伟大事件，它的高度、深度、意义、价值在哪里？我不希望写得太具体、太局部、太局限，我希望思想性和历史观，能够进入叙事的框架，存在并支撑整个文本。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剧变期，国家的前途与个人的命运，从未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的文字，应该有回应这个时代的意志和能力。
金寨走访
徽派：入户之前，您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写作的理性大框架了。
潘小平：对。在我第一次去北京参加会议，国家扶贫办的主任亲自给我们做的报告，讲了一上午，很多数字，他都脱口而出，烂熟于心。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积累起的巨大财富作为支撑，不可能有国家层面的大规模的扶贫。三千年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八百年淮河流域的苦难，建国七十年的积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腾飞，共同构成了四年来扶贫攻坚的大背景，因此我们的扶贫才能得以顺利推进，取得全面的胜利。
作家要有泪流满面的能力
古井体验中心的直播现场
徽派：所以主题有了，大框架也有了，关键就看如何切入了。
潘小平：第一次开召集会，李敬泽主席就讲了一句话，你们21位作家，能力都没有问题，要解决的是态度问题！这是提醒我们，要端正态度，对待主题创作。也有人说我，总写这些主旋律的东西，“抬轿子、吹鼓手”云云，我说了，你不要看我写什么，你要看我怎么写，对这个，我很有自信！
徽派：但再坚硬的个性表达，我相信您也会有柔软的部分，这本书体现在哪里？
潘小平：直面人物的时候，我还是会有一些柔软的表达。我反复讲过，作家要有泪流满面的能力。一个作家面对苦难、贫穷、伤痛，要有触动，有感动，如果不被触动，不给感动，你还是作家吗？比如我写到刨元胡的残疾人，对我灿然一笑，当时实际的情形是，我站在那里好长时间没动，是流了眼泪的。这么一个残疾的、卑微的生命，一个农村老光棍，没有婚姻，没有子女，没有亲人，生活一直非常凄苦，非常自卑，但他现在自己挣钱了，自己养活自己了，是扶贫改变了他的命运。有人提倡作家要“零度写作”，不动情，我是不赞成的，作家的笔一定要有温度，我叫做有暖意。包括我写中篇小说，我写的很少，一个中篇人物也不多，但无论主要人物的命运多么坎坷，多么凄苦，我一定会安排一个带有暖意的人物，作为整部作品的亮色。这个暖意人物就是我个人的表达，他需要散发温暖的气息。
金寨走访
徽派：您似乎从不介意别人怎么看待您和您的作品，您是怎么建立起这种表达的自由和自信的？
潘小平：我比较注重自我，社会的评价我不太在意。所以我对自己也没什么规划，我写新闻、论文、散文、纪实文学、报告文学，拍纪录片、专题片，写电影、影视剧，有人说，你搞这么杂，随便专攻哪一样，早就出名了。我说我为什么要出名？我表达了我自己，这就够了。一个人的一生，要活得尽兴解恨，做事情首先要自己高兴。我眼睛小，长得不好看，经常遭人调侃、嘲笑，但我并不在意。为什么我讲读书的女人不会老？女人应该建构强大的内心。当你内心不够强大的时候，你会在意外貌；当你内心足够强大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是不在话下的，包括生死，你都会看轻。
一辈子有书读是最大的幸福
金寨走访
徽派：这么多年来，你一直笔耕不辍的动力在哪里？
潘小平：你是说写作的动力？为什么要写作，因为我需要它。退休之后，我女儿讲了一句话：妈妈，工作已经不需要你了！我说，不是工作需要妈妈，而是妈妈需要工作。我还活着，还有思想，总不能混吃等死，行尸走肉吧？我在学校待了十七八年，有一句话叫做“板凳要坐十年冷”，是指能够沉下来，读书。在我，每天用于阅读的时间，是高于写作时间的，我对孩子也是这样的要求。
徽派：作家、读书人、成功女性，您现在会给自己什么样的定位？
潘小平：我还是认为我是一个读书人，说我是一个读书人，比说我是一个作家更准确。因为我进入作家的行列很迟，写的东西也不纯粹，很庞杂，不专注。我觉得，一辈子都有书读，是最大的幸福，我把它称之为“大欢喜”，要带着一种“大欢喜”，去读书。
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新闻记者 李燕然/文 薛崇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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