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墩墓发掘已进入后期阶段。此前的央视直播节目显示：到目前为止，已发掘的椁室内尚未见竹简。为此，现场发掘人员直言：希望能见到竹简，至少能发现遣策。那么，竹简或遣策有什么“来头”？古墓发掘中出现竹简和遣策有什么意义？
简牍
简牍，是两种不同材料构成的书写载体。一般而言，简，是竹简；牍，是木牍，木片，也称“木版”。纸张发明之前，简牍就是“书籍”。竹片、木片，本来是一条一条的，目前学界普遍用量词“枚”表示。按照一定的长宽尺寸，将这一枚枚竹木片削刮成表面光滑、平整的书写用薄片。木牍一般比竹简宽。每一枚简牍，从上向下书写。书籍类字数多的，一般写在竹简上；字数少的官方文书、告示等，大多写在木牍上。一枚简牍，就相当于现代书籍的一页。竹简上下两端有契口，便于用细绳或丝线将一枚枚的竹简编连在一起，成为“册”（繁体为“冊”）。将内容相关的一串竹简，字形向内卷起来，便成为“卷（去声）”。竹简的长度是古人的一尺左右，所以信件又叫“尺牍”。
到目前为止，我们见到最早的竹简是汉武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旧宅中发现的先秦古文，内容涉及《尚书》等儒家重要典籍。古代最有名的竹简发现，要算晋武帝太康年间盗墓贼不准盗掘魏襄王陵墓时发现了《竹书纪年》，又称《汲塚书》。这个盗墓贼的名字比较特殊——不准。总之，竹简在古代的发现是很少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竹简的发现出现“井喷”之势：有的是考古发掘发现的，有的是从境外购回的。这些竹简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意义重大。在一系列考古发掘中出现的竹简，有一种很特殊，它是记载古墓中随葬品的清单，这就是考古学界所称的“遣策”。
遣策
1953年，湖南省工程公司在长沙市南郊仰天湖施工时，发现一座木椁楚墓，古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即仰天湖楚简。在此之前，先秦六国文字虽然有所见，但都是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像这样书写在竹简上的文字，是第一次见到。
仰天湖竹简写于战国中期，共43枚。每枚长20.2-21.6cm，宽0.9-1.1cm，厚0.12cm。每枚简上的文字不等，少则2个字，最多的21字。墨书，字写在竹黄上。背面竹青没有刮去，所以能得以保存。简中间右侧，刻有两个相距8-9cm的契口，这是用以编连成册的。
经研究，学者们认为竹简文字所载为一些金属品、丝织品、竹木器等器物名称，其中大部分是衣衾锦绣，并有数量和人名。学者史树青在他的研究专著中说：“我们可以把这批竹简叫作‘遣策’，就是生人赠送死者的物品清单。”叶恭绰为史树青此书作序，称：“策中所书各物，大体皆金属、丝属，其为赗赠遣送之物，无可疑者，因断此项竹简，当即《仪礼》中的遣策。”赗，丧礼，送给办丧事人家的财物。
史树青和叶恭绰两位先生之说是有依据的。《仪礼·既夕礼》详细记载了这个过程：丧主在接受亲友馈赠的丧礼——主要是车马牛羊、钱财、衣被等时，一般由专门接受礼物的人“史”经手；“史”的助手在一旁记账，在竹简上记下丧礼的名称、数量及送礼人姓名。按照丧礼种类，分简记录，一种一行。实际上，一行就是一枚简。送礼多的，以致记录九行。出殡时，主持丧礼的人首先会制止参加出殡仪式者的哭声，由“史”宣读送礼者名单及所送丧礼名称、数量并一一核对。核对无误的，助手在该枚竹简下作“已”，表示已经核对无误并入葬；丧礼原有记录而出殡时“史”没有宣读到的，应该是丧主决定该丧礼不随葬。这时候，助手则在相应的记录竹简上记“句”（即“勾”），表示勾销、未入葬的意思。长沙仰天湖竹简就是这么记录的。
因为《仪礼·既夕礼》的原始记载称这一过程为“书遣于策”，所以史树青和叶恭绰先生在其文章中称仰天湖竹简为“遣策”。
古代木牍（出土于甘肃）
清单
1948年冬天，长沙五里牌楚墓被盗掘，盗墓贼盗取了一批竹简。1951年底至1952年初，盗墓贼被抓获，竹简被追回。这批竹简，经研究发现也是遣策。
五里牌竹简总共38枚，年代是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据盗墓贼称，这些竹简的原始位置，在古墓椁室西北角，被放置在一个竹笥内。竹简已经残断，短的长2cm，长的约13cm，宽约0.7cm。墨书文字，写在竹黄一面，竹青一面没有字。这是一批遣策，记录的随葬品有铜鼎、勺、杯、车、戈、弓、驽等。每一枚的上半截记录的是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下半截记录的是该随葬品在墓中所处的位置。
1957年5月，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竹简两组，共148枚，其中一组119枚，残断，出土于该墓前室东部。第二组29枚是完整的遣策。竹简长度68.5-68.9cm，有两道黑色细带编连在竹简两端，上端距离简头约18cm，下端距离简足约15cm。每简文字多少不一，多者达48字，少者为16字；奇怪的是，这批竹简文字居然有句读，句读用墨书小横点标识。
1991年，湖北荆州包山2号楚墓出土竹简448枚，其中有字简278枚，竹牍1枚，其中遣策简长度约72cm，宽0.8-1.0cm 。从字迹看，文字非一人所写。其中遣策简27枚，与随葬器物葬在一起。研究者根据遣策竹简的记录，考证出墓主姓名为邵佗，下葬时间为公元前316年。
在1972-1974年，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遣策数量达700余枚。该墓是西汉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的家族墓，随葬品极其丰富，因此记载随葬品的遣策也就显得与众不同。竹简中，出现了“小结简”：在单独的一枚竹简上，记录某一类随葬品的整体情况，比如“右方白羹七鼎”“右方十三物”等，这个“右方”，指椁室右边。对照实际出土器物与“小结简”上记录的数字，有时不相吻合，鉴此，研究者认为马王堆“遣策”的形成过程，是丧主家为墓主下葬先拟好随葬品清单，然后由具体的办事人员去购买、准备。如果没有买到的、未办齐全的，再记录下来，另行备办。最后清点核实，记录成“小结简”。可见，墓中的随葬品，有的是丧主家自办的，有的来自亲朋好友的赗赠，而来自亲友赗赠的记录，有的产生于讣告发出后、墓主下葬之前；有的产生于墓主下葬当日。
这一研究表明，马王堆汉墓中遣策的书写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写于一时；它不仅是随葬品“清单”，而且还体现出丧主家对随葬品的整体安排和规划，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丧葬习俗和制度。
文献
对于遣策的形成——对赗赠器物的记录过程，文献中也曾出现过记载。《汉书·原涉传》记载了涉及遣策形成的一个故事。为了便于理解，这里直接用白话说一说这个故事：原涉因为孝心而出名，二十几岁就当上了谷口县令。一次，有个人置办酒席宴请他。原涉来到那里，有人告诉他：村里有个老妪患病，她家的人都避居在家。原涉闻讯上门，发现这家正在办丧事，只有哭声，没有一点儿随葬的东西。原涉说：“你们把屋子打扫干净，给死者洗个澡，等着我回来。”原涉回到宴席上，说：“邻居老母亲去世了，躺在地上不能收殓，我哪有心思享受这些酒食啊！请撤掉这桌酒席。”宾客们争问该买些什么。原涉侧身席地而坐，削好竹简，写好一份随葬品清单，交给各位宾客分头去置办。太阳还没落山，宾客们将所需物品购买齐全。原涉说：“现在我们可以开席了。”于是大家一同饮酒吃饭，唯独原涉没有吃好，他带着这些宾客和所购买的棺材等丧葬用品，来到丧户家，将去世的老人入殓下葬。
这个记载，说明西汉时的随葬品有按照清单“采购”的现象。这种“采购”清单与马王堆出土遣策的记载情形完全一致。
可见，古墓中出土的遣策，既有记录随葬品名称、数量、放置位置、赗赠人姓名，也有丧主家的随葬品采购清单。根据遣策记载，还可以考证墓主身份，了解当时的丧葬习俗和制度。武王墩墓考古工作者期盼在墓中发现竹简及遣策，其用意已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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