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合肥、李合肥与孙公园

京都西城区的前孙公园胡同与后孙公园胡同，得名于孙承泽在清初所建的私家园林“孙公园”，著名的安徽会馆即位于后孙公园胡同。值得一提的是，两位“以籍贯代名”的著名历史人物，即清初文坛领袖、有着“江左大家”之誉的“龚合肥”龚鼎孳与晚清重臣“李合肥”李鸿章，皆留下与孙公园的一段史话。

李鸿章《定山堂诗集序》手迹（局部）

“秋水轩倡和”

秋水轩，坐落于孙公园中。“秋水轩倡和”发生在康熙十年（1671），“是‘辇毂诸公’发挥影响力的一场社集性质的群体酬唱活动，也是‘稼轩风’从京师推向南北词坛的一次大波澜。”（严迪昌《清词史》），堪称清代词坛的空前盛事。

孙公园及秋水轩的主人孙承泽（1592-1676），字耳伯，号北海、退谷、退道人等。顺天府上林苑（今北京大兴区）人，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被劾致仕后，潜心著书立说。龚鼎孳与其交往密切。

据《宣武区志》所记：孙公园“原建有研山堂、兰韵堂、晚红堂、万卷书楼等建筑”，“园内建有楼、亭、轩、馆、游廊环楼，并掘池引水，置石造景，遍植花木。园景秀丽，典雅幽静”。显然，这是一处文人雅集的好去处。

曹尔堪《秋水轩倡和词纪略》云：“雨后晚凉，停鞭小坐，见壁间酬唱之诗，云霞蒸蔚，偶赋《贺新凉》一阕，厕名其旁。大宗伯公（龚鼎孳）携樽饯客，见而称之，即席和韵。”

曹尔堪（1617-1679），字子顾，号顾庵，浙江嘉善人，顺治九年（1652）进士，官至侍讲学士。顺治十八年(1661)，为江南奏销案所牵连，因“坐族子逋赋累，夺级南归”。回乡后，又遭牵累下狱，险些流放塞外，幸赖亲朋出资营救，得以赎免。此次进京，虽了结案件，但复职无望。

当时的曹尔堪做客于秋水轩，他将词作《贺新郎·雪客秋水轩晚坐，柬檗子、青藜、湘草、古直》题于壁间。字里行间，流露出无法放下的愤懑、难以排遣的失意以及对未来不可测的苦闷和焦虑。这样的主题与情绪，在当时的文人群体中具有较为普遍的认同感。

龚鼎孳参与此次倡和，既是文人之间的雅聚，也含有对后生晚辈的关怀和提携之意。在这次倡和中，龚鼎孳先后填写了二十三首“剪”字韵《贺新郎》，“词情或萧瑟、或清旷、或郁勃、或深沉，皆以气势驭才情，功力至深”（严迪昌语），带给词坛强烈的震撼。

易代之变，战乱之痛，时局动荡之忧，功名前程之虑，“秋水轩倡和”抒发出汉族士子的心声。

 “斯文在兹”

入列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徽会馆，为孙公园的一部分。这座会馆由李鸿章、李瀚章兄弟首倡，淮军将领集资所建，于同治十年（1871）八月落成。李鸿章为此作有《新建安徽会馆记》。其时，与“秋水轩倡和”相距整整两百年。

此馆占地9000平方米，分东、中、西三路庭院，每路皆为四进，共有房屋数百间。馆内建有文聚堂、神楼、思敬堂、藤间吟屋、戏楼等建筑。

其中，“文聚堂”是专门悬挂皖籍中试者名匾的地方，“神楼”内，“奉祠闵、朱二子，岁时展祀”，并供奉历代名儒、名士、名贤牌位，楼下正厅悬挂着“斯文在兹”匾额。由此，可感知这座会馆浓厚的教化意味。

 晚清的淮系集团，根深叶茂，举足轻重。其中，领头人物李鸿章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众多淮军将领则因战功而声名显赫。但是，从安徽会馆的布局中，不难看出武官居多的他们对于“斯文”的重视与推崇。

如果说“贾而好儒”是徽州商人的显著特征，那么，“武亦崇文”就是淮军将领的不懈追求。

被称为淮系集团“二号人物”、官至两广总督的张树声，只是廪生出身。他早年兴办团练，协助李鸿章组建淮军，虽因“武”起家，却因“文”而声名远扬。转任地方大员后，张树声重视办学，在苏州重建了著名学府紫阳书院；在广东黄埔兴建西式学堂——广东实学馆，旨在培养“通晓洋务”的人才。其长子张华奎，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官至川东道，是一位清流名士。长孙张冀牖（原名张武龄）是一代开明教育家，所创办的苏州“乐益女中”影响广泛。曾孙辈的“张家四姐妹”（元和、允和、兆和、充和）以及她们的夫婿和六个弟弟，各有所长，颇有建树。一个几代相传的文化世家，充满传奇色彩。

淮军名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出身寒门，只上过几年私塾就被迫辍学。他不甘心只是“一介武夫”，闲暇之时刻苦读书。回乡赋闲期间，悉心钻研诗歌书法，有诗集传世，成为一位“自学成才”的儒将。

 在台湾任职期间，刘铭传着力实施“开西校，译西书，以励人才”计划，创办兴建了西学堂、电报学堂和多所“番学堂”。在其庄园刘老圩，有一座三间两层的西洋式藏书楼，所藏书籍颇丰。西面大堰的小岛上，建有书房，刘家每天用小船接送子女上岛读书，以避免外界干扰。

同治十年（1871），刘铭传与张树声、周盛波等人捐银捐田，兴建肥西书院，为家乡培育英才。书院正厅，高悬李鸿章题写的匾额“聚星堂”。这块匾额，与安徽会馆的“文聚堂”遥相呼应，表达出这些皖籍名流期望故里文士辈出的心愿。

安徽会馆一角 

“风雅未绝”

作为文坛大家，龚鼎孳享誉朝野。遗民诗人纪映钟赞誉其“文章风节不减宋两文忠，而好为诗余，或慷慨悲歌，穿云裂石；或柔情纷绮，触絮黏香”（《香严词序》），一代文宗钱谦益称其诗“风雨发于行间，云物生于字里”（《过岭集序》）、“可以疗举世之诗病，不独专门名家而已”（《尊拙斋诗集序》）。

光绪九年（1883）八月，李鸿章以“同里后学”的名义为重新刻印的龚鼎孳《定山堂诗集》作序，认为“易代之际，万事草创，人竞奋于功名。若风雅未绝，必有留以维系之者”，热情赞颂端毅公（龚鼎孳谥号端毅）在清初“赫然为一时人士所宗”的历史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文以载道”和“文道合一”，强调文章的核心功能是承载传达思想和道理，主张文章的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应相互统一、不可分割。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心怀天下的胸襟，忧国忧民的情怀，济世经邦的人生格局，如此等等，令人崇敬。

文而化之，润物无声。

在明清鼎革之际，“龚合肥”不畏权贵，勇于进谏，抵制弊政，冒险救助落难遗民，其“直臣”风范不因易代变乱而改变。在时局艰难、忧困交加的处境中，“李合肥”兴办洋务，力图自强，于大厦将倾之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裱糊匠”的角色苦苦支撑。尽管他们也曾纠结过、犹豫过、困惑过，无法摆脱固有的局限性，但其所作所为中彰显的价值取向却定格在历史的记忆里。

斯文在兹，文脉长存。作为历史遗存，从孙公园到安徽会馆，微缩了一个时代的风雅往事。作为风云激荡中的历史人物，从“龚合肥”到“李合肥”，可以窥知那些传统士人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与人生追求。 （李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