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当时，不少人解读为“宽容醉驾”，担忧“喝酒开车”的现象反弹。
大半年过去了，效果究竟如何呢？
舒城县开展夜查酒驾行动 王可海/摄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今年上半年办案数据：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危险驾驶罪17.1万人，同比下降38.7%，达到2021年以来同期最低；醉驾犯罪占刑事案件的比例从2022年的31.9%下降至15.6%。
从结果看，在醉驾所造成的事故或伤亡并未明显增加的前提下，起诉醉驾人数大幅下降、醉驾犯罪案也大为减少，实实在在节约了司法资源、压降了治理成本。
刑罚的底层逻辑，是惩戒和威慑，是公平正义和社会秩序的一种实现路径。由此，也就有了“罪刑相适应”之原则，不能罚过其罪。以此量之，“醉驾一律入刑”就有过重之嫌，忽略了对具体情节和实际后果的考量，以“血液酒精含量”等指标性判断替代实质性判断，不可避免会造成刑事化的过度覆盖。
事实上，关于醉驾的刑事政策，近年来一直进行着修正和优化。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明确“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2019年，浙江有关方面在《关于办理“醉驾”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中，则结合实际将特定情形排除出了“醉驾入刑”之外……
结合前期的实践试点，基于《刑法》等上位法的立法精神，“两高两部”出台《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强化了对情节和危害的甄别义务，最终统一了全国醉驾执法司法标准，构建了行政处罚与刑事司法相互衔接、梯次递进的醉驾治理体系。
减少对醉驾的起诉、定罪、量刑，有助于在个案中更充分贯彻宽严相济、落实公平正义。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也难免会被舆论解读为是“宽容醉驾”。
澄清谬误、以正视听，需要强化宣传解释，但更重要的是要保持执法高压态势，用足用好行政惩罚手段，让“醉驾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社会共识与行为自觉来之不易，对于“醉驾后果很严重”的预期，有效震慑了潜在犯罪。
当下，如何在推进定罪精准化、刑罚轻缓化的基础上，确保震慑效应不衰减、公众预期不翻转，需要执法部门前端多用力，以高频的执法落地，持续遏制某些人铤而走险“喝酒开车”的冲动。如此，才能实现法律善意与公共安全的统一。
据安徽时评 撰稿：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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