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拿到了迄今中国电影的唯一一片金棕榈，而且是和简·坎皮恩《钢琴课》并列双黄蛋。面上看这巅峰已经过去30多年。这是华语电影的一次胜利，不能简单说是内地电影或者陈凯歌的一次胜利。我没仔细数，在世界艺术电影的最高殿堂，华语电影是有收获的，“一种关注”等等单元不算，在戛纳主竞赛单元，杨德昌、王家卫和侯孝贤都拿过最佳导演，华语电影拿过几次最佳编剧，葛优和梁朝伟拿过两个影帝，此外还有一个评审团大奖。
据说是1895年在法国的一家咖啡馆，卢米埃尔兄弟放了《火车进站》，这一天成了电影诞生的标志，时光哗哗如翻日历，毕赣以作者电影的标签成功搭上了今年戛纳电音节的末班车。“作者电影”确实是艺术影展的重要指标，举个也许不恰当的例子，相比较王家卫、杨德昌、侯孝贤、蔡明亮、贾樟柯，现在的张艺谋和陈凯歌在戛纳可能都不太好使。
也就是22日晚，《狂野时代》在戛纳电影宫卢米埃尔大厅首映。“仿生人”四字弟弟分饰五角成了热词。据说影后鼓掌10分钟，不过经常看到这种“礼节性表述”，另外更熟悉的是，熟悉的腔调，熟悉的长镜头，和熟悉的看不懂，这一切，都很毕赣。
毕赣就不消多说了，《路边野餐》已经把他定义为新一代“作者电影”的代表，哪儿哪儿都透着诗性，时光与钟表，永远在和你说一趟趟追寻与流逝，意义诗意的难以琢磨，直到带你来到世界上最后的夜晚。看不懂没关系，汤唯自己也不一定看懂了，甚至波拉尼奥也不一定整明白自己的同题作品被一个中国导演说成了什么，一群外星人拾掇拾掇餐具，就各自上路了。
戛纳的一阵风大抵如此。在《狂野时代》入围之前，戛纳的热词于普通观者而言是“禁裸令”，外带着走红毯不能长裙拖尾，要注意公共空间。这些和创作者的私人空间形成巨大反差。《狂野时代》的故事梗概非常毕赣，非常作者电影，在一个人类已经不再做梦的世界，表达梦中的梦中，梦中的梦中。我不知道除了毕赣，还有哪个年轻导演能找来易烊千玺、舒淇和黄觉、李庚希。四字弟弟当然是一个有追求的小伙子，他拼命洗尽铅华，褪去偶像光环，在粉丝的欢呼声中变成了“小小的我”，那些都不是“作者电影”，在作者毕赣面前，真正的考验和可能的惊喜来到了易烊千玺面前。
有没有机会获奖，恐怕来了戛纳四趟的韦斯·安德森以及笑言“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来”的洪尚秀，都不会吱声。利好消息是起码有个东亚评委洪尚秀，而洪尚秀对于时空流转的把握，让我隐约觉得那部《塔楼上》和《路边野餐》似乎有某种暗合。我的意思是，他也许会对毕赣的诗性风格有好感。虽然本届戛纳主竞赛评委名单没有中国影人，但评委会主席是朱丽叶·比诺什，利好来自于她曾与侯孝贤（2007年《红气球的旅行》）、河濑直美（2018年《视觉》）、是枝裕和（2019年《真相》）等多位东亚导演合作，并且自称是姜文和贾樟柯的超级粉丝，俨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然，客气和寒暄的含量不详。
知识点还来自于，朱丽叶·比诺什是首位欧洲三大电影节影后大满贯得主，与朱丽安·摩尔双峰并峙，更重要的是，法国的她显然比美国的她显得更“艺术电影”，这当然是一种偏见。但是想想2019年的柏林电影节，评委会主席正是比诺什，那一年王小帅的《地久天长》让王景春和咏梅，破格拿下柏林电影节“影帝+影后”。这当然也是一种意淫，但是往好了想，有一个对中国电影人、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主席，不是坏事吧。
戛纳电影的片单，相对而言肯定是欧洲三大里最“装”的一个，不是贬义词的“装”，它努力拿捏着来自1895年的古老腔调。我真就只认得韦斯·安德森，还有另一位评委哈利·贝瑞，戛纳真的给新人非常大的空间，处女作导演不老少。毕赣从一种关注进入主竞赛单元，无论结果如何，光环又加了一层。
回到四字弟弟，2000年生人，不是自费去各种时装周看展，而是和了不起的导演去戛纳正经看世界。戛纳电影节最年轻的影帝是日本演员柳乐优弥，他在2004年凭借电影《无人知晓》获得最佳男演员奖。就别拼这个了，也别拼夏雨拿到威尼斯影帝才16岁。想想欧洲常客秦昊老师，是没拿奖，但是常去已经说明了一切，你能说，秦昊老师不是好演员吗？我是这么觉得，如果四字弟弟真是一个有追求的男演员，每一次类似《狂野时代》的机会，都是一次鱼跃出水面的时刻，别把它陡然想成鲤鱼跃龙门的故事，想成一次摆脱内地纯粹商业资本束缚的“上来透口气”，一次作为一条鱼和一片水面对话的机会，哪怕只是能从水面之上换个视角，看看岸边塔与垂柳，看看水中倒映的塔与垂柳，对比从水底看塔与垂柳时所发生的不同折射。戛纳红毯走一趟，可是抵不少趟别的红毯呢。（蒋楠楠）
编辑 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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