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口铄金，三人成虎，如果一个人的劣迹被写入中学课本，大概更没什么翻身的机会了吧？陈西滢差不多算是这么一个人。
中学课本里有鲁迅的大作《藤野先生》，里面有一句：“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文末注释里写得很清楚：“正人君子”之流指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御用文人陈西滢之流.。
这个注释是要考的，所以我记得牢，一想起陈西滢，马上心里就跟着出来一个后缀“之流”。后来去复旦读作家班，忘了是听陈思和还是陈引驰讲周作人，又提起陈西滢跟周作人的一段公案，1925年，在陈西滢、鲁迅、周作人围绕着“女师大”而起的大混战中，周作人揭发陈西滢曾经说过“现在女学生都可以叫局”。
所谓“局”，酒局也，所谓叫局，朝好里想，就是前段时间里一度引起哗然那篇《一桌没有姑娘的饭局还能叫吃饭吗》里所言，叫个姑娘，如同多加一道菜，朝不好里想，则是暗喻女学生兼做性工作者。
堂堂教授，说话如此轻佻，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本来对陈西滢就没好感，看到这句，更是雪上加霜。周作人虽然是个汉奸，却一向是帮女人孩子说话的，他揭露陈西滢的真面目，当然是一种正义的愤怒。
许多年之后，有些想法不觉间改变，回头重看这桩公案，似乎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周作人对于陈西滢的“揭发”，并非孤立事件，要放到时代的背景下去看的。
陈西滢和周作人以及鲁迅这兄弟俩起冲突，与“北师大风潮”有关。关于这件事，我们中学课本里也略略透露了一点，《纪念刘和珍君》里写道：“她（刘和珍君）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
又说“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这段话明写刘和珍的仪表风范，同时也暗写杨荫榆“广有羽翼”，这羽翼还很凶残，将那么温和的刘和珍强拖出校。曾几何时，鲁迅在学生心中代表着绝对正义，那么，杨荫榆和刘和珍之间的黑与白、是与非也就一清二楚了。
但事实上，这笔账并没有那么清楚，杨荫榆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上任于1924年2月，当时还叫“女高师“，同年改为“国立女子师范大学”。
这身份听上去很体面，但这活并不好干，杨荫榆当上校长之后，便和学生们冲突不断。许广平说："她整天地披起中式斗篷，从大清早出门四处奔走，不知干出什么事体以外，回到学校，不是干涉一下子今天用几多煤，明天撤换什么教员，一屁股往卧室一躺，自然有一大群丫头、寡妇，名为什么校中职员的，实则女仆之不如，然后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有时连食带闹，终宵达旦，一到和各主任教员周旋，和学生接谈，都是言语支离，问东答西，不得要领的糊涂虫，学生迫得没法，由各班推举代表去见她，要求她自行辞职……"
听上去确实不怎么样，但所谓“言不及义、言语支离、不要领的糊涂虫”都更多的是一种个人感觉，如果这种说法可以叫人辞职，那么很多认只怕都职位难保了。
学生还指控她假公济私，庇护跟自己有关系的学生，但这个罪名能否落实、以及怎样处罚，也需要一个过程。可双方却已经都等不得，轮番互相攻击，此起彼伏的风波，引起文化人的注意，陈西滢率先开腔了。
他说：“女子师范大学驱逐校长的风潮，也酝酿好久了。风潮的内幕我们不很明瞭，暂且不欲有所置议。不过我们觉得那宣言中所举的校长的劣迹，大都不值一笑。至于用'欲饱私囊'的字眼，加杨氏以'莫须有'之罪，我们实在为'全国女界的最高学府'的学生不取。"
这段话看似公允，但以学生为是校长为非的氛围中，似乎有点不合时宜，鲁迅就怀疑陈西滢是杨荫榆的亲戚，后来陈西滢还专门给徐志摩写信分辩过。鲁迅确实多想了，如果我们一定要做诛心之论，倒不如猜测陈西滢是因为杨荫榆的被驱逐而生出兔死狐悲之情。
邵建的著作《瞧，这个人》里提到，从1919年到1922年，学生驱逐拒绝校长事件频发，在当时，“学生开除校长，在学生看来是自己当仁不让的权力”，似乎校长已经变成弱势群体。
陈西滢虽非校长，但是应该也能感到来自学生的压力，加上他曾经留学欧洲，更为注重程序正义，站到杨荫榆一边在所难免。
但他这一表态，意味着他和鲁迅他们就此友尽。1925年5月底，鲁迅等七位教授联名发表宣言，表示支持学生，陈西滢再次表达不以为然，说："女师大的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在这时候劝学生们不为过甚，或是劝杨校长辞职引退，都无非粉刷茅厕，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陈西滢这话有没有道理？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他从头到尾，强调的都是事实二字，用现在的话就是，他认为眼下情绪太多，事实不够用了。但接下来他却又开起地图炮，指责“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励”，偏袒学生，明摆着剑指鲁迅、周作人等人，这就有点对人不对事了。
周作人立即应战，正是一团混乱时候，一向脑洞极大的徐志摩忽然写了篇文章，不无饶舌之嫌地夸奖陈西滢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几乎叫你联想到中世纪修道院里穿长袍喂鸽子的法兰西士派的'兄弟'们"。
这其实是一句闲笔，却被周作人抓住了，于是，周作人说，陈西滢跟人说过，现在女学生都可以叫局。
那时候女权主义虽然还没像现在这样轰轰烈烈，这一句话也足以把陈西滢打进十八层地狱，陈西滢大声叫屈，说他不过是闲谈中感慨女学生居然也可以叫局，并没有说“都”，周作人则说，他那里有证人，虽然这个证人因为胆小怕事，不愿意出头。
他说的证人是张凤举，张凤举原名张定璜，和周氏兄弟一向过从甚密，据说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跟鲁迅翻脸时，张凤举就在现场劝架。这是后话，反正许多是非中都有他的身影，鲁迅去世之后，苏雪琴给胡适写信大骂鲁迅，胡适为鲁迅辩护时，也提起，陈西滢会指控鲁迅“抄袭”，是误信了“小人张凤举”的话。不知道这说法是否冤枉了张氏，但很奇怪，有些人就是每每落入这种尴尬境地。
但是也有愿意出头的，有位川岛先生说他也听说过，并表示愿意站出来作证，周作人却不想在这件事情上纠缠了。按照周作人的说法，他所以叫停，是出于对陈西滢的极度不屑：“不耻敌多，但须选为敌之人，如有卑鄙之敌，即此已是败北，已是耻辱了。”
这跟他哥哥喜欢痛打落水狗似乎不太一样。但我总怀疑，理由并不止于此，周作人不想继续纠缠“叫局”一事，与其说他清高，不如说他明白，当他发热的大脑渐渐冷静下来，就会知道即使陈西滢私下里说了这句话，也不应该成为被指控的理由。
谁不曾于私下里，于两三知己、亲朋好友面前说过偏激的的话？在谁面前说的，就只对谁负责，听者可以鄙夷他，可以跟他友尽，却没有权力把这个话拿到大庭广众之下作为呈堂证供，否则，即便亲朋好友之间谈话，也要时刻“斗私批私一念间”，要把每一句话说得无可挑剔，那多可怕，一点容错率没有的世界有多可怕。
更何况，陈西滢矢口否认他说过这个话，起码可以视为，他的公开表态是，他对“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一说法是不认可的，这就足够了。如若周作人继续抓住这句话做文章，他犯的错误、制造的恐怖，就比哪怕是说了这句话的陈西滢严重多了，周作人后来不肯再提，也是明白了这一点吧。
这段公案已成既往，却不可以当成陈芝麻烂谷子视之，也不可简单地定义为或黑或白，其间有太多值得咂摸的东西，所谓鉴古知金，中间并不需要隔着太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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