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延平:父辈留下的不光是血脉_大皖新闻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雷震是开国将军。我家姐弟九个，七个人的名字都是爸爸给起的。我们的名字就好像一扇通向父辈人生幽径的门，它会带着我们走进历史的深处。

我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因为渴望祖国早一天和平安宁吧，我又是诞生在延安，所以爸爸就给我取了个“雷延平”的名字。我是老大，老二出生那一年抗战结束，取名叫“雷光复”；老三出生正赶上东北全境解放，就叫“雷胜利”；老四恰巧生在开国大典那一天，便叫“雷国庆”；老五生下时，父亲移师武汉，取名“雷汉口”；老六生在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诞生的头一年，得名“雷新建”；老七出世那年，正好颁布了治国大法，因此就叫“雷立宪”。只有老八的名字是母亲起的，起了个没有时政色彩的雷琳；老九生下来一直被叫着“九九”，九九长大后认为爸爸叫雷震，她就自己给自己取了个雷鸣的名。

我们打小就随着爸爸转战南北，居无定所，记忆之中，好像压根儿就对“家乡”二字没有印象。直到爸爸卸去了福建军区司令员的职务，离休后选择在湖北武汉市定居下来，才知道我们的老家就在离武汉不远的黄陂。正因为黄陂离武汉很近，这以后便不断有老家的人找上门。爸爸对家乡人的热情常让我吃惊。吃饭要让他们先吃，大鱼大肉都是用盆子来装；回去的时候，从来就没让他们空过手，送些食品和日用品不算，爸爸还会问他们还缺点啥，有的亲戚就指着卧室的床单说好漂亮，爸爸于是便要妈妈立刻上街去买。他们说就看中家里的这一床了，接着就把床单揭走了；有的望着厨房的灶台，说他们家的锅坏了，爸爸干脆就让他们把家里的那口锅拎走了。我看了很生气，觉得家乡的人太过份，怎么可以这样呢？爸爸却反而批评我，说黄陂是个革命老区，那儿的乡亲们现在生活上还比较困难，要理解他们，我们能帮点就帮点，尽力让他们也过得好一些。爸爸一生为自己的事从不求人，可为了家乡的建设，却没少给北京的老战友们去信，想方设法为家乡批化肥，批拖拉机，批来专项资金为家乡发展经济。特别是每年到了桃子上市的时候，爸爸总会买回来好多好多的桃子，因为那是家乡的桃子。其实，家乡的桃子又小又酸，我们根本不爱吃，他却带头吃得津津有味。我知道，爸爸其实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帮助家乡的群众解决困难。

我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不少人问我后来为什么选择了律师的职业，说到底，这还是受到爸爸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就是，应该去为群众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别看爸爸对老家的亲戚出手大方，平日对我们却显得十分吝啬。有时看到同学们穿得花枝招展，我打心眼里羡慕，因为，我们的衣服很少是买来的，几乎全是妈妈自己裁剪、自己缝制的。而且，一条裤子，我穿得不能穿了就给老二穿，老二也穿不上了，就在前面剪个小便口传给弟弟穿。总之，在我的印象中，我们的毛衣、衣裤和毛背心，也都是妈妈亲手织的。妈妈说，当年在延安时，她还亲手纺过线；毛主席给爸爸他们上课时，还穿着打了补丁的裤子呢。我们说现在已经不是在延安了，爸爸听了眼一瞪，说：“现在谁也不用再穿打补丁的衣服了，生活大大地改善了，但无论到了啥时候，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也不能丢！”

爸爸对“外人”的热情和对我们的“冷酷”，让我很不理解，我曾问妈妈：“爸爸是不是不喜欢我们啊？”妈妈说：“你太不理解你爸爸了，他非常爱你们。”然后就给讲起了我小时候在延安的故事。有一次我发高烧，爸爸正在抗大学习，听说我病了，忙请假回来看我。发现我病情很危急，赶紧用棉被将我包起来，用绳子捆在背上就往中央医院赶。12月的延安，天气十分寒冷，他卷起裤脚过延河时，刺骨的河水把他的一双脚冻得失去了知觉，腿肚子上还激起了一个鹅蛋大的包，后来这个包很长时间也没有消褪。看完病把我往回背的一路上，见我没有一点动静，原认为可能活不成了，没想到回到窑洞打开一看，见我出了一身大汗，竟然烧也退了病也好了，可把爸爸高兴坏了。我生下来妈妈的奶水不够，成天哭个不停，当时申请组织上批点牛奶，要找胡耀邦亲自签字才行，于是，爸爸签来字，天天端着个洋瓷碗跑上十多里路去为我取牛奶。我无法想象，一个九死一生从雪山草地走到延安的红军指挥员，背着我去淌延河的水，端着瓷碗去给我取牛奶会是个什么样子？从此，我深信爸爸是爱我们的，只是爸爸的爱就像陈年的老酒，表面不可能会看出什么，却是醇厚而又浓烈的。

爸爸对我们十分严格，有时严厉得近乎“绝情”。他从不允许我们坐他的专车。甚至，怕我们私自用车，他竟能戴上老花眼镜，拿着笔和小本子，钻到驾驶室去抄里程表。记得有一次，老九从北京回来，带来了很多爸爸最爱吃的水蜜桃。她正怀着孕，挺着个大肚子，从武昌火车站下车后，考虑带的东西多，回到汉口的家还有一段不近的路程，就想让爸爸的车来接一下。她不敢给爸爸打电话，就把电话打给了妈妈。这可难坏了妈妈，因为这是爸爸绝对不会允许的事。不去接站吧，妈妈又不放心，百般无奈，只好跟司机小张“勾结”，佯称干休所通知去拿文件，并一再交待，接了老九千万不能将车停在家门口，这一段路必须走着回来。

爸爸生前给我们立下过不少家规。比如，保姆杨阿姨在我们家前后干了二十多年，爸爸待她像自己的亲人，我们在外工作过年过节回家，要求我们一定得给杨阿姨带些礼物。比如，家里虽有了杨阿姨在料理，但我们各人的衣服一律要自己洗；还规定我们必须轮流到厨房去帮厨，摘菜、洗菜、摆碗筷，从来都是我们去干。不准搞特殊化，不得有娇骄二气。爸爸从来就没找过关系安排我们的工作。大弟雷胜利在渭南当兵复员时，很想回到武汉，按照政策的规定他也是可以回武汉的。爸爸却硬要他支援边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最后被分配到内蒙古一个军工厂。但是，爸爸却主动把杨阿姨的三个儿子先后送进部队，复员时工作全都安排在武汉。

我在上海上大学时，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因为穿得极其朴素，直到大学毕业都没谁知道我是将门之后。爱人朱延生，也是在延安出生的，虽然也是在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中长大的，他却经常穿着打了补丁的裤子走在繁华的南京路上。也正是这一点，让我相中了他，觉得他这人很实在，感到可靠。只是想不到他也太不讲究了，第一次来到我家时，竟依然穿着那双很旧很旧的解放鞋，显得太过寒酸。出乎意料的是，爸爸见了居然十分满意，两人谈得相当投机。

如今，爸爸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他和他们那代人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了一生，也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因此，也注定我们势必将走出与父辈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不过我坚信，变化了的时代，总会有一些不应该变的东西。二十多年的风雨足以销蚀许多往事，但爸爸的有些故事却是刻骨铭心，让我们弥久难忘。特别是，爸爸给我们留下的他在1955年荣获的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以及1988年荣获的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这是父亲戎马一生，为中国武装力量的创建和发展，为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的证明。无疑，它是我们的传家宝。当然，它又不仅只是属于我们几个子女，它更是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父亲在军队工作和战斗了一辈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是中国军人最高的荣誉殿堂，因此，我们于今年春天毅然决定将爸爸的四枚勋章，赠给了军事博物馆。我们认为那儿才是它们最好的归宿。我们相信，父亲的荣誉在那，父亲的精神在那，无数革命先烈的魂魄都在那！

我们为父辈的不朽业绩而自豪，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继承的不光是父辈的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