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第一次装修房子时，考虑买个洗碗机，我跟我妈一说，她毫无前兆地勃然大怒了。具体怎么说的我忘了，近乎东北老母亲的那句灵魂发问：“你看我一个洗碗机？”
没想到就这么触碰到我妈的道德底线，在她眼中，似乎买洗碗机，不只是一个消费行为，还是个道德行为，悍然提出买洗碗机的人，很可耻。
跟我妈商量不通，我自己跑到电器商场去，遍寻不着，试着问了几家，售货员无不感到匪夷所思：“洗碗还要用机器？三两下不就刷好了？”我在她们的脸上认出我妈的表情，当然，她们要温和一点。
为了不自绝于人民，我放弃了装洗碗机的年头。
十多年之后，我装修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对于洗碗这件事的厌恶，已经让我甘愿背负道德压力。但我到底是个胆小之人，不敢理直气壮地在这上面花太多钱，缩手缩脚地在网上买了个两千多块的台式洗碗机，垛在北阳台上的水槽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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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使用洗碗机的情形，家人脸上都有着似笑非笑的表情。本来就不爱看说明书的我，更加地手忙脚乱，一通操作猛如虎，好在洗碗机的操作模式简单，两个按键搞定。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但听里面又是洗又是漂又是烘干，忙忙叨叨的足有两三个小时。
我能忍，我妈不能忍，她比洗碗机还忙，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一会儿起身一会儿坐下，好像眼前有个不受欢迎的客人，她已经做了足够的明示和暗示，人家就是不起身告别。
洗碗机不看她脸色，我得看，我妈每个动作，都让我的良心备受煎熬。
等到洗碗机终于长叹一口气安静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高脚杯倒是洗得挺干净，盘子里却是一汪水，和面的大碗上面糊犹在……我被当场打了脸。道德与智商双破产，家里人脸上都是耐人寻味的微笑，让我心虚气短，然后恼羞成怒。
洗碗机就此被搁置。人家再说洗碗机，我就会给予过来人的劝告：“千万别买洗碗机，不适合中国国情。”说来这个洗碗机帮我省了不少钱，我再想买破壁机榨汁机这些新科技时，它就会跃出脑海，扑灭我熊熊燃烧的购物欲火。
又过了两三年，跨年夜，朋友圈里照例有很多年度总结，有个朋友历数她这一年做的增加幸福感的事，其中一件就是买了个洗碗机，选择快洗模式，四十分钟搞定，洗得超级干净。
我被提醒了。找出三年前收在抽屉里的说明书一看，我这个洗碗机快洗模式只要三十分钟。说明书上还展示了碗碟的摆法，我三年后才想到，碗口朝上当然会积水。说明书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可惜这世上大部分东西没有说明书，比如婚姻和育儿。
总之，暌隔数年之后，仔细阅读过说明书的我重新启用洗碗机，像是启用一个谪臣，然后发现，人家真是太能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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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洗碗机看上去不大，但是很能盛，大锅确实放不下，不过，相对于洗锅，洗碗难多了。我妈她们洗碗都是先洗后漂，第一遍下来，那个水浑厚无比，难以直视。我习惯一次把一只碗彻底洗净，非常浪费水，然后还要放置晾干，不然就成为细菌培养钵，特别麻烦。锅是在高温状态下使用，自行消毒了，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锅是可以手洗的我觉得。
油腻腻的碗碟放进去，亮晶晶热乎乎完全干燥的碗碟拿出来，真的感觉极度舒适。要什么田螺姑娘，我更爱洗碗机这种没有感情不需要互动的机器。
从此成为洗碗机的重度依赖者，一个房子，装修得再好，若是没有洗碗机，在我看来都是重大缺陷。这次疫情期间，一台洗碗机更是能带来源源不断的幸福感，我在朋友圈里，不下三次看到朋友为洗碗的事跟伴侣吵架，是啊，洗碗事小，却关系到家庭整洁与安定的大局。
通常，洗碗是所有家务的第一步，不洗碗，就没法抹桌子和拖地。但洗碗是最烦的，你就坐下来拿起手机刷着微信做心理建设，越做内心越崩溃，最后，你的内心和环境一样乱糟糟。
若是有一台洗碗机，就会形成一个良好开局。上种红莲下种藕地把碗碟摆放进去，桌面有了眉目，清理起来很easy，擦桌子、拖地势如破竹，攻城略地不在话下。
亲手洗碗虽然看上去更加勤劳朴实，但是你可能并没有这么高风亮节。我们最好是按照自己最疲惫最懒惰时的状态去安排生活，而不是正相反。我有个朋友装修时秉承“用时间换空间”之道，买了个可以收起来的床，没过一个星期她就失去了把床收起放下的耐心，那个床地老天荒地摆在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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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曾在客厅打过一个榻榻米，想象中的我盘腿坐在上面喝茶，跟朋友坐而论道，事实上由于没有台阶，我上去一次都觉得麻烦，那个榻榻米在我家最好的位置庸庸碌碌地积满了灰。
不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完人，这是跟这世界的相处之道，也是跟家的相处之道。
总之，用不用洗碗机，其实跟道德一点关系也没有。它最多牵扯到一个价值判断：“我花时间和精力做这件事到底值不值”。有个朋友说，很多家庭矛盾的核心就是总喜欢把价值判断上升为道德判断。你只是认为这件事没价值，对方却觉得你这样想就不道德，那就没法聊了。
作者 闫红 （未经大皖和作者本人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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