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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经常刷到一个词叫做“配得感”，这个词很戳我。想了下，我这一路走来，许多时候都在和这三个字胶着，在妄自菲薄与自我膨胀之间游走，在A面和B面之间纠结，很久之后才发现，按照自己的心来就好。
和大多数东亚女孩一样，我的成长期，经常被一种“不配得感”支配。每有好事发生，或者被人欣赏、善待等等时，我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惶恐，潜意识里觉得自己何德何能啊。就手足无措地，把挺开心的事，弄得很别扭。
后来我开始抵抗这种心理，学会告诉自己“你值得”。你看你是这么好，值得用更好的东西，遇到更好的人，过更好的生活——那会儿还没有那么多鸡汤书，这种自励，更多的出自自我保护本能。
但有时候劲儿努大发了，没让自己支棱起来，反而找不到北了。像是在跟谁赌气，实则是堵上自己的路，毕竟这种自我鼓励，并不是真的有底气，它更是长期“配得感”缺失导致的畸变。
还得从许多年前说起，我十七八岁时，是亲戚朋友眼中典型的叛逆少女。我做了一件让大家无法理解的事，上到高二就退学了，在我爸的支持下，去复旦读作家班。
我当时想的是，我偏科那么严重，最多只能考个大专——那会儿大学还没扩招。毕业后靠老爸刷脸，也许能去某个单位做份打杂的工作，虽说很稳定，但估计一辈子也就那样了。
退学去读作家班，是没有学历，但我可以见更大天地，有更多可能。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挺有挑战性的。
两年后，作家班的学习结束了。我学到不少东西，还在《萌芽》《随笔》等比较有影响力的刊物上发表了作品。但另一方面是，没有像样的学历，就算回到家乡小城，我也找不到一份和文化稍稍沾点边的工作。
我常常是被一拨人夸赞，再被另一拨人拒绝。我不得不面对我的现实，二十来岁的人，生计无着，要靠父母养着，实在不是个事。关键是，不知道哪天是个头。
张爱玲在《私语》里写她有个阶段：“仰脸向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因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我不是未成年人，但也被这世界裁判着，我都能听到那隐隐的宣判，在说：“你不行。”我想争辩说：“我行。我怎么就不行了？”
在大城市的同学给我写信，说来北京吧，你的家乡配不上你。
我何尝不想去，但我投往大城市的求职信，基本都如泥牛入海，没有回音。我不好意思拿我爸妈在小城挣的钱，到北京去花。
困境中，我近乎不眠不休地写作，希望那种奇迹发生：我忽然因为某部作品获得极大声名，被这世界看见。我觉得那才是我该过的生活，而眼下只是一种临时状态。
这种想象会让我振奋一下，但很快就会转化为另一种压力，下笔时总像赌徒奋然下注，敲了两行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就会很颓然，很失望，对自己很鄙夷，都快抑郁了。
看我这样飘忽，我爸说，你还是找个班上吧。
他说的那个班，是到一份内部杂志做临时工，负责校对，出刊时捆扎邮寄杂志等等，工资很低。我从一开始就不愿意，这不就是我最初逃避的那种生活吗？干这种工作，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很多人陷入命运的泥淖，都是因为在困境中低看了自己。曾经看重我的老师同学们知道，又作何想？
有一天在电视上看到《东邪西毒》，张国荣演的欧阳锋教育张学友演的洪七：“你这种年轻人我见得多了，懂一点武功就以为可以横行天下，其实走江湖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会武功，有很多事情不能做。你不想耕田吧，又不齿于打劫，更不想抛头露面在街头卖艺，你怎么生活？武功高强也得吃饭啊。”
没错，人总得吃饭，最关键的是，不能因为会一点东西，就“有很多事情不能做”了，不能让“配得感”反而变成一种限定。
我决定去上班，多少是有点走投无路的，去了没几天，居然很开心。我想，难道是我自己不知道，我本质上是个喜欢循规蹈矩的人吗？
并不是。我依然愿意按照本心生活，但是，要在不失控的情况下。退学去上作家班，是有建设性的，可以学到更多。现在在家里空耗是另一回事，要靠年迈的父母供养我的梦想，我内心的秩序被打破了。
选择自食其力，并不意味着就向生活服输，认为自己只配过这样的生活。清楚自己是谁，那么，不管哪一种状态，都可以保持自我。
虽然校对的那些文章不怎么好看，但是能锻炼出抓错别字的能力；至于我对病句的敏感度，也让我在长期的失败感里，获得一点小而确定的成功感。这种成功感也许并不高级，类似于洒扫耕种中获得的那些，但它是健康生活必须的元素；包扎邮寄杂志是体力活，我从那时发现干体力活特别解压……我像是跳到另一面来看自己，原来我的生活可以有很多面。
我给在北京的同学写信聊我的现状，收到她近乎痛心疾首的回复，说中国不缺一个包杂志的高手，但是缺优秀的写作者。我当时就想，包杂志也好，写作也好，就是我做的一件事而已，为什么要用一件事把自己定性呢？
每月寄走一期杂志，会有一段时间比较清闲，我用那段时间写作，向外面投稿。很快在省城副刊上接连发了好几篇，然后，编辑说，发个简介过来吧，我们要出一期特刊推你一下。
就这么着，种种机缘，让我终于有了去省城工作的机会。诚实说，离开小城，也不是不纠结的，我工作的杂志社承诺，可以让我转岗做编辑，也许不久就能入编。在父母身边，显然更加稳定一点。
我问自己，五年之后，有可能对哪一种选择后悔呢？留在小城，是一个有限游戏，五年后，最多入了编，过上大家眼中还不错的生活；去外地，是一个无限游戏，不知道会怎样，但正可以探索自己更多的可能，这种生活，与我的天性是匹配的。
就离开了。一去二十余年，做记者，做编辑，写作，出一本本书。也结婚生子、买房、理财，偶尔做做发财梦。
这么多年来，我经常听到一种评价，从正面说就是：“你是我见过的作家里最正常的。”言下之意，对“不魔疯不成活”的其他作家不以为然；也有的，对我这种生活状态不怎么赞成。记得有位前辈忽然给我发来一个邮件，就一句话：“你为什么不去北京呢？”
我理解他问的，不是我为什么不去北京，而是曾经“叛逆”如我，为什么就甘愿和光同尘，如此消磨人生呢？
我想了很久，是因为我享受我的生活，我享受在斜阳草树寻常巷陌里看人看风景的快乐。哪怕出去买个菜，我都能脑补出三千字，在路上听到只言片语，我已经想好了起码五个人的关系。不一定要在流动的盛宴上，才能感觉生活的五光十色，普通的日子一样能给我故事感，等我积攒够了，我会把我感受到的，表达出来。
但我也不会刻意地安分守己，困守在城市一隅。心情好的时候，我会买张机票，去我喜欢的城市住一晚。听上去成本有点高，但是只要有那一笔预算，就能把自己的生活半径开拓到几百公里之外，我觉得是值得的。
我享受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光。和孩子的关系，是我最为享受的人际关系，生个娃，等于再世为人，把自己已经忘了的日子再过一遍。孩子也是我的好友和搭子。
但我同样可以一个人去异国他乡待上两个月，交替坐着火车和飞机，从那个国家的北部走到南部。我在朋友圈里晒快乐的自拍，我娃一个同学从他妈妈的手机上看到了，不能理解，说：“为什么她的孩子不在身边，她还能笑得那么开心呢？”
哈哈，小朋友，因为我除了是你同学的妈妈，我还是我自己啊。
不同的状态，其实就是某种自我塑造。是的，总有些东西试图塑造我们，时间、他人的观念、社会的标准，有时候，这些东西会潜入我们内心，让我们以为，那些就是我们想要的，从而调入“虚假的配得感”的误区。
尼采能告诫人类：要成为你自己。听上去非常诱惑，但是，这个“你自己”是真正的自己吗？还是长期的“不配得感”产生的反弹？当我们想抵抗那种自我贬抑时，会不会又刻意打造一种虚幻的幸福成功模板，依然被身外的东西牵制。
我想丢开那些模板，向心而行，过一种更加自由灵动的生活。我也在这种跳跃中，理解了更多人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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