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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在复旦进修，有次去找中文系某博士聊天时，碰到严锋老师。
听说我在中文系旁听，他就问我和谁比较熟。我说出两个名字，便见天真愉悦的光从他的眼镜片后面透出来，他一点也不想掩饰地说：“真好，大家欣赏的都是一样的人。”
这个细节差不多是那次遇见里，我对严锋老师印象的全部。我也觉得很好，这世上有人以金钱权势取人，有人以才华风度取人，难得有人听到你欣赏谁，便知你是怎样的人。那种单纯的会心，不多，所以很珍贵。
另外我还知道一个关于他的信息是：辛丰年的儿子。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读书》杂志是无数读书人心中的圣殿。上面的文章，作为高中生的我一小半能看懂，大半是不明觉厉的敬而远之。辛丰年那组“门外谈乐”的文章属于后者。不过我家邻居，本城最有文化的王老师总赞叹：写得好啊写得好。我想那肯定很好。
王老师对辛丰年的横空出世也是津津乐道，说他是南通人，文章寄到《读书》，编辑觉得一定是学者教授之类，找了去，才发现他初中都没毕业，音乐也是自学的。所以寻常闾巷里常有异人，人要有谦卑之心。
这段叙述或有谬误，但我当时听了只觉得励志，可能是自己没有信心走得好通衢大道，把辛丰年的经历，当成曲径通幽式的成功。
所以当时严锋在我眼里，还有点“辛丰年儿子”的光环，满足了些许好奇。
离那次见到严老师又过去几年，我混迹于天涯论坛，居然认识了不少辛丰年的粉丝。他们和我年龄差不多大，如严锋所言，多为音乐爱好者和白领丽人。在交通并不是特别方便的当年，他们隔上一段时间就去看看他。我想他们一定从那些见面里汲取了很多，但也只当成文化圈现象未加留心。
然后有了微博，我顺手关注了严锋老师，发现他还是一个酷爱吃面，对猪肉和VR都有研究，会修电脑也擅长写段子的音乐发烧友。当斗志忽然被不靠谱的网友激发时，他则会像撒贝宁那样凡尔赛，亮出他两次江苏省文科最高分的战绩。
他写过一些著名的段子，比如“早晨起来看微博，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皇帝批阅奏章，君临天下的幻觉……”我个人更喜欢他那篇《不必读书目》，除了可以替读者省时间，也鼓励阅读者勇敢地相信自己的直觉。
我有时会拿严锋老师给小儿励志，告诉他严锋老师高考前晚一夜无眠，等拿到试卷，发现不过如此，随手就考了个等同于江苏文科总分第一的分数。“状态”这个事，可能没那么重要，我们往往栽在“担心状态不好”上。
拿到成绩后，严锋老师快乐地看了一夜《约翰·克里斯朵夫》，第二天体检，转氨酶过高，竟然不能上大学。想想这是多大的挫折，好容易考了全省第一，居然连学也没得上。但严锋老师从头再来，又考了个全省文科最高分。历来状元不少，拿两次文科最高分的，怕是就这一个，真够吹一辈子的。所以一件事发生时，不要着急给它定性，如果躲不过，就扛起来，说不定反而会成就你人生里的高光时刻。
小儿听了几次，有天，忽然说：“你说的都是‘后来成功了’的故事。但大部分人休息不好，考试成绩就是会差一点。第一次考得好，第二次不见得考得好。严锋老师是个例，不见得适用所有人。”
我无言以对，想想若有人用严锋老师的故事鼓励我，我也会很抗拒。这也是大部分鸡汤的命门，鸡汤里也都是“后来成功了”的事，而大部分人，一个小错都犯不起，把救赎寄托于“后来成功”，纯属自欺欺人。
我自己想一想，能够安慰到我的也不是严锋老师的经历，而是他的父亲辛丰年的。我这人内核不太稳定，容易困扰，但这几年，我遇到什么事，总会想，假如是辛丰年遇到会怎样？那一定不会怎么样。刮风下雨，或者晴空万里，对他都不会有太大影响，他有一种神奇的专注力，可以屏蔽外界的干扰，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活。
这样一个辛丰年，我是在严锋老师的文章里看到的。
按严锋的说法，辛丰年的父亲是个小军阀，做过上海戒严司令和淞沪警备司令。“后来下野了，就在上海淡水路法租界里做寓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严锋老师曾在微博上提起过，有一条街的房子都是他祖父的。
辛丰年的童年生活优裕，但这段历史只是让辛丰年深感羞耻，怀着“对人间的绝对正义的追求，以及刻骨铭心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走上革命道路，也就成了严锋所言的“干部”。六十年代，他因为说了几句话，被撤销一切职务，发配回老家劳动。
从“干部”变成公社煤球厂最底层的劳动者，社会地位断崖式降低，饥饿成为常态，生活肯定有影响，但只能影响到一部分。
严锋回忆说：“到了晚上，如果没有夜班的话，就会读鲁迅和《英语学习》之类的书。从福州带到乡下的竟然也有两三百本。看书看得吃力了，就会拿出小提琴来拉上几段，最经常拉的是萨拉萨蒂的《流浪》和马斯南的《沉思》，后者是他最喜欢的音乐之一……”
厂里的文艺组里有各种乐器，屋里所有的乐器，辛丰年都会一点，他拿到一本新歌集，能“很快地连词带谱从第一首歌唱到最后一首歌”。
毛姆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难所。阅读制造某种间隔感，让你随时从不如意的现实中抽身。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里，两个“劳改犯”手托稀粥讨论哲学，宛如手托红酒站在学术殿堂里，有些看似没有用的东西可以帮你随时叫停现实。
当辛丰年拉起二胡，吹起笛子，或者打开歌集开始歌唱，就是瞬间进入他的掩体，爱学习的人，有掩体自由。
平反之后，辛丰年没有朱买臣式扬眉吐气，际遇改变对他而言不过是换了个学习环境，他没有那么多气。当然他也觉得人生被蹉跎了，过多的劳动，耽误了他看书听音乐的时间。
所以，虽然只有五十三岁（比此刻的我大四岁），他向组织提出退休。严锋说此事似有叹息之意，称之为“这可能是辛丰年一生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之一。”因为从此再没有人管他，升官分房全没份。并不是只有这些才值得追求，但本来可以兼得的不是吗？
王维就对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颇有微词，说他太任性，后来穷到要饭。还不如一见督邮，可以安然地领份薪水，把生活安置妥当。“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
这种想法相当社畜：虽然上司愚蠢无聊，虽然打心眼里不想说那些废话，做那些没用的事，但没有攒够资本就得包羞忍辱啊，穷到要饭不也很狼狈吗？
这个思路不能说不对，但渐渐可能就会把过程当成目的。你本来说只要得到这样就收手，后来又想要那样，渐渐变成一个啥都想要的人。陶渊明的挂靴而去，不是对督邮的任性使气，而是自己人生里的纵身一跃，让自己成为一个没那么“想要”的人。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谁规定豆苗必须长得好呢？“但使愿无违”就可以了，这是陶渊明的一种专注。
提前退休，也是辛丰年的纵身一跃。严锋说他退休手续一办完，就拿起一根扁担，用补发的工资到新华书店里去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买了回来。《鲁迅全集》、《资治通鉴》、《艺苑掇英》、《文物》杂志……
想看的书太多了，他吃饭的时候都在看书。同时，他不断更新他的音响设备，从夏普四喇叭收录机到Walkman CD唱机。买不起唱片，他就去读乐谱，他还开始自学脚踏风琴、钢琴，一上来就弹舒伯特，弹肖邦……至于弹得怎么样呢？严锋说， 只是苦了我们这些家里的人。
辛丰年的退休生涯，似乎可以分为现实和精神两部分，现实这部分是做（大量）家务，“基于那种根深蒂固的对剥削阶级人压迫人生活的永恒的厌恶”，他不愿意请保姆。
精神这部分就是读书和听音乐，以及写作。
从严锋的叙述看，写作似乎是读书和听音乐理所当然的副产品，辛丰年毫无扬名立万的野心，但稀里糊涂地就在晚年成了名，这似乎很符合当下倡导的长期主义，不过长期主义还有个目的在，辛丰年并没什么目的。
有次严锋跟人聊起辛丰年的文章，对方说比某某的好，严锋回去转告父亲，辛丰年大怒，认为是一种轻浮和负责任的说法。还有一次，辛丰年的老友章品镇在电话里，也许是自嘲地说，我现在也出名了。辛丰年听得很生气，认为这个老朋友怎么变虚荣了呢？
这符合古人所说的慎独，我倒是想起汤唯的一段话，说人生就像开车，有时候你觉得方向错一点点没关系，但可能渐渐就不知道偏向哪里了。很多人就是不在乎这种偏移，渐渐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其实很难，人总是被各种事情干扰，本来想走这条路的，不知怎么就走上了那条路。改变得很自然，完全不像电影里还有个艰难的心路历程。就是孔子本人我看也很难做到，所以他特别佩服颜回，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忧回也不改其乐，与其说颜回清心寡欲，不如说他专注，因为一箪食一瓢饮本来也没有那么难以忍受，但大家都觉得它不能忍受，也就显得不能忍了。
当然颜回也好，辛丰年也罢，多少也有点天赋异禀，不似肉体凡胎。严锋就说他父亲好到音乐的地步，好到人间能得几回闻的地步。普通人与欲望纠缠良久，难以追蹑他们的脚步。但是，人人都应该有点辛丰年，他会在某些时刻给你支撑，在你患得患失之际，在你生出鄙吝之心之时，想到有那么一个辛丰年，是不是也会昂首挺胸，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反正，我会这样，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但想起他来就会少些忧惧之心。世上竟有这样的人，世上该有这样的人，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一个纯粹的精神力量。
（《辛丰年先生》，严晓星编，上海音乐出版社，202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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