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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红说‖缘分随自我成长,才有繁花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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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看王家卫导演的《一代宗师》,叶问对宫二说的:“你我之间没有恩怨,有的,只是一段缘。”

我听到这句,心里咯噔一声,想:“他不爱她。”时光荏苒,现在只觉得自我成就比爱不爱的更有优先级,而我们的自我成就,常常与各种缘分有关。

最近也在追《繁花》,看玲子和宝总的交情,也会想起这句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宝总去日本解决绣花机的问题,他不会日语,不得其门,在寒夜的东京街头都快走投无路了,碰到在此端盘子的上海人玲子。

萍水相逢,玲子却以一种他乡遇故知的热情,帮他引路,替他在寒风中等候,还把自己求得的好运签送给他。

一个月后,宝总请玲子回来出任上海“夜东京”经理,圆了她的梦。虽然后来俩人感情线一言难尽,但放长了看,会不会也觉得,“缘,妙不可言”?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人人都是一个精妙的小宇宙,交汇时常有神奇的能量互换。

这几年我自己也和这世界也有了更多的粘着性。一开始我都还没注意到,有次我在商场里热心教别人怎么用优惠码之后,目睹全过程的我娃说,妈妈,你最近很像一个外向的人,你以前不是这样啊。

他的说法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跟他说,内向和外向都是刻板定义,也许每个人都应该尝试着打开自己,更多地与世界互通和结缘——哈哈,我们母子的对话常常就是这么书面化。

以前的我确实如他所说,偏内向。张爱玲说:“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这也是我的心声,反过来说,就是在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活的烦恼。

不用出门的日子,对我就是节日。聚会取消的消息,对我就是赦书。餐桌上的人如果不太熟,我可以从头到尾就是吃吃吃。

张爱玲的《异乡记》里写她千里寻夫中途投宿在人家家,她却“忽然变成了英国人,仿佛不介绍就绝对不能通话的”,惹得女主人几天脸色不好看。我太懂那种被性格封印的感觉,有次在电梯上碰到我们领导,我一时不知道说啥好,就背过身去,默默地忍耐电梯缓慢上升十几层。

曾经我理想中的生活不是想买什么买什么,而是想不搭理谁就不搭理谁。

这几年我有了点变化,哪怕在菜市场上,我都愿意跟人聊两句。人一敞亮,看到的东西也不同了,我也因此在各种场合认识了各种有趣的人,生活也变得容易和有意思了。

有个心理学博主崔庆龙说:“很多人心理上都有这么一把锁,打破它,就是另一个天地,避开它,就是旧世界的重复。它延续着僵局却又维持着秩序,它代表着安全、确定、可预期,却又让精神趋向于萧条,它给了你厌倦的同时,又给了你不敢背叛它的恐惧。”回头看看,这说的不就是从前的我?

那我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首先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我的朋友陈小姐的影响。

人家都说陈小姐和我长得有点像,但我俩性格完全不同。举个例子,我们一起去贵州旅游,途中她想泡杯茶。在我想来,正确的做法是,找个小店,买人家一盒方便面,然后跟人讨点热水。

然而她老人家径直走进一家茶叶店,不但讨到热水,还跟人谈笑风生,尝了人家才泡的好茶。我心想,完了,这不买人半斤茶叶哪能脱身,却见她比妙玉还专业地点评了几句,对方连连称是,然后宾主尽欢,人家把我们礼送出门。

整个过程很流畅,而且在旁边看着,我也觉着没问题。不要把大家身份限定为卖家和主顾,真诚而又懂茶的人遇见了,就是缘分啊。陈小姐对这世界以单纯的心性相待,世界也给她同样的回馈,不都说,唯有真诚得人心。

人际关系对她来说从来不是压力,她真心喜欢交朋友,会把各种身份的人,都变成朋友。楼下服装店店主,旅途中遇到的当地居民,她都能跟人言笑晏晏。

同事就更不用说了,她曾经在一家报社工作,小编辑一枚,却把整个部门的人弄到她家去开会。她端茶倒水出主意,给人的感觉就是,但凡有一件事跟她有关,她就不可能不走心。

我本来很难想象那种过于热闹的状态,我觉得书本里有更丰富的人性样本,还不用直面人性局限,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直到有一年去她家,正赶上她家高朋满座——当然,这也可能是她家的常态。大家有的坐在桌前,有的坐在地毯上,还有人干脆趴在沙发上,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大家吃吃喝喝,兼谈电影、谈文学,虽然都是普通人,但气氛对了,普通人也会有让人惊艳的灵慧妙悟。就见全场你来我往,火花噼里啪啦四溅,连我自己也有了“斗酒诗百篇”的陶陶然。那一刻我发现,原来人际交往也能激发出一种创造性,与静态的阅读思考相得益彰。

难怪陈小姐成长得这么快,我甚至觉得,在我认识的人里,她是成长得最多最快的一个。

初见时,她只是一个比较热情的女孩子,如今则添加了深邃、幽默、敏锐等各种特质。她曾经说过,只要我活得足够长,我就能变成一个全新的人。我相信她这句话,有着开放型人生态度的人,就有着超强的吸收力,每个人都可以是她生命里的贵人,倒不是都能帮她什么,而是使她成为更精彩的人。

道理虽然是这么个道理,实行起来我还是顾虑颇多。具体地说就是,我害怕破碎。《红楼梦》里说,求近之心往往弄成疏远之意。跟人保持距离,固然难免寂寞,但亲密关系突然崩裂的一刻,更是要命。

拿张爱玲来说,都知道她最好的朋友是宋淇夫妇,她的遗产都留给了他们而不是亲弟弟。但看她给丈夫赖雅的信,她和这对夫妇关系也曾断裂过。我想,她把遗产留给他们,是不是像她还母亲和胡兰成的钱,是最后的两清?

后来我研究张爱玲和宋淇夫妇的通信,发现我弄错了。他们的友谊曾经出现过波折没错,但只要真心相待,正可以成为一种淬火,让友谊来得更加坚固。

张爱玲是1952年认识宋淇邝文美夫妇的,一见如故。向来寡言的张爱玲和邝文美聊起来没个完,但她知道邝文美要照顾家人,一到八点就催她回去,还送绰号“我的八点钟灰姑娘”。

友谊出现裂痕,是因为借钱。

张爱玲赴美前,跟宋淇供职的电懋公司借了一笔钱,宋淇做担保。张爱玲本来想着很快能还上,没想到她到美国之后各种不顺,找了个老公赖雅比她还穷。

看《小团圆》就知道,张爱玲是特别怕欠人钱的人,她本来就紧张,欠了钱就近乎神经质。做张爱玲债主的好处是,她一定会还你的钱,坏处是人家只要一沉默,她就会觉得对方在催债。

为了多挣点钱,她又回到香港,为宋淇所在的电懋公司把《红楼梦》改编成剧本。可能也想让宋淇夫妇看到,她不是一个欠了钱就玩失踪的人。

剧本写好后,电懋那边怕邵氏抢拍《红楼梦》会撞车,迟迟不能决定采用与否。宋淇没有话语权,还夹在中间。他的为难,被张爱玲理解为对她写的新剧本有意见,怀疑宋淇要替公司克扣她的钱。她给赖雅写信说:“向宋家借贷是糟糕的决定,毁了他们和我多年的友情”“我们再也不是朋友了了。”

回美国前夕,她提前退了旅社,不得不住在宋淇家,这对于双方都是一场磨难。宋淇之子,年幼的宋以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说:“她给我的印象很简单,一个高高瘦瘦的女子,深度近视却不戴眼镜,看东西需要俯前,喜欢吃隔夜面包。另外整天躲在房间写作,偶尔出来一起吃饭,与小孩无甚交流。”

连人家孩子都不想敷衍一下,这是真的不想好了啊。

张爱玲回到美国后,起初给宋淇夫妇的信,写得也不如从前热情。但他们渐渐还是神奇地恢复了友谊,因为宋淇夫妇还是一如既往地以赤诚之心待张爱玲。

宋淇把她推荐给皇冠的老板平鑫涛,一举解决了张爱玲后半生的生计。还在《皇冠》上开专栏介绍她,看似轻松,实则颇有“小心机”:“处处在为你宣传而要不露痕迹,傅雷、胡适……都用来推高你的身份……好像我们在讲一个第三者,非常客观似的。”哈哈,只有真朋友才会这样。

张爱玲写了《小团圆》,他认真审读,然后写了封长信,分析利弊,劝张爱玲不要出版。张爱玲接受他的意见,同时两度叮嘱夏志清,不要告诉平鑫涛是宋淇不建议出版的,怕伤了平鑫涛和宋淇的感情。

邵文美依然是张爱玲最好的倾听者,张爱玲说她一个人的时候,脑子里的大段独白,都是说给邵文美听的。她给宋淇的信里说:“我向来遇到有才德的女人,总拿Mae(邵文美英文名)比一比,没一个有点及得上她的。是真的没有。”

同时,她也调整和他们的交往方式,比如剧本她都尽量托付给夏志清,并特意嘱咐:“这件事不能找宋淇,他为了从前我写剧本的事夹在中间受委屈”。

碰撞并不是坏事,碰撞也是一种互动,让人更加知道朋友的好,找到更加合适的交往方式。

这是张爱玲人际交往中的一个特例,张爱玲曾经认为华袍上爬满了虱子,忙不迭地要将华袍丢弃,宁可孤寒地站在世间。这一次她的选择不是切割,而是包容人与人之间的复杂,让这段缘分更有生命力,也在某种程度上将他们的故事升华到更深刻、更美、更有意义的层面。

所以会断裂并不是因为关系亲密,而是看似亲密的关系里,并没有真正的诚意。我们有时候并非抗拒缘分的发生,而是对对自己能力的不自信,不敢去面对关系的变化;另一方面或许也是对缘分本身的不信任。但人是活的,关系也是,让缘分随着自我一起成长,才能开出繁花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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