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远地，有个身影来了。“二爷来了。”我对父亲说。他“哦”了一声，然后关了收音机，弓身从棚子里走出来。
十年前，父亲失明，此后一直活在黑暗的世界中。人和物日新月异，但黑暗阻断了世界的更新，他看不到时光箭镞一样射向远处，在他的记忆中，所有人都是十年前的样子。
二爷就是二叔。我们老家把叔叫做爷。
李春华/摄
二爷手提一只大公鸡，像去菜场卖鸡一样，面无表情。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是这副刻板、严肃的表情。
我迎过去，叫了一声“二爷”，他嗯一声，很轻，像咽下口水。
“这只鸡，你明天带回家。”他的声音很小，还没有那只鸡的声音大。鸡被二爷丢在地上，受到惊吓，斜着身子，扑腾好几下，但双脚已被一条布带子缠绕，无法起身，只能躺着，喉管里发出咕咕声，有委屈、无奈，也可能有愤怒。
我没吱声。我知道二爷的脾气。我要是说不要，他肯定失望，甚至难过，但我要是拿着，实在麻烦，拎着一只活鸡上动车，怎么说也不方便，况且明天上车前我还要与几个中学同学见面，拎着一只鸡像哪回事呢。
我把自己刚才坐的那把椅子让给二爷，又给他倒来一杯水。他接过水，坐下来，把杯子架在自己的膝盖上。
父亲没吱声，但知道他的弟弟来了。
我又拿过一只凳子，把二爷手中的杯子接过来，放在凳子上。我说，二爷，你喝点水。二爷轻轻啜了一小口，像抿一口酒。
父亲靠在椅子上，不吭声，空洞的目光望着远方。远方是青青的麦田，一望无际的麦苗在风的吹拂下，掀起绿色波浪，碧波般卷向天边。这是田野最美丽的时节，可惜父亲看不见。
二叔低着头，双手支撑在腿上，托着下巴，似乎在看着脚下，一只黑色的猫卧在他脚边，不停地翻身，晾着肚皮，没人理它，太阳又晒得发昏，它竟响起呼噜声。
“年饭在小文子家吃的吧？”父亲终于问了一句话。
不出我所料，二爷嗯了一声。
我都知道二爷肯定是在小文子家吃年饭，父亲怎么不知道呢。显然是找话说。
小文子是二叔的大儿子，夫妻俩在常州做早点。他对长辈极为孝顺，二娘去世后，他隔三差五跑回来看看二叔。二叔说，以后别回来了，耽误生意。小文子说，不耽误，我早上揉好面，开车回来，中饭后再赶回去，正好又可以揉面、蒸包子、馒头。二爷沉默了一会，终于反应过来：“那你不是两夜都没睡觉？”小文子不吱声，笑了一下算是回应。
“你不要一个人去东边庄子。”父亲的双手拢着，垂着头，说了第二句，像是对着地面说。
“东边庄子”是我们家的特定说法，确切地说，是我们家的一块宅基地，位于村庄最东头。我们很小的时候，父母说，等我们兄弟长大，就在那里盖几间房子，供我们结婚用。后来我和弟弟先后考学去了外地，那块地就一直空着。曾祖母去世后，父母和奶奶商量，把老人家葬在那里，那块地就成了坟地，前年二婶去世后也去了那里。
二婶的娘家在江西永修，二叔当年是入赘去了她家的。过了将近三十年，二叔已经六十多岁，二婶决定陪二叔回安徽和县老家定居。二婶做出这一决定，显然是想陪着二叔在他的故乡度过晚年，以此“回报”二叔当年的牺牲。从江西永修来到安徽和县，二婶从熟悉左邻右舍开始，慢慢熟悉田间地头、风土人情以及各种农活，很快就和我们这个庞大家庭的长辈、平辈、晚辈们熟络、亲近。遗憾的是，二婶前几年查出重病，生命开始走向倒计时，她临终前的个把月，我们家的女眷轮流在床头伺候，帮她按摩、擦洗、喂饭，二叔更是像一条老狗一样昼夜守在床边，陪伴二婶，谁也撵不走。
二婶去世后，二叔没有当众流一滴泪，但谁都知道他内心的悲伤，他连走路也不像以往那样脚步轻捷，而是趿着鞋，似乎鞋帮或鞋底随时都会脱落。有一次，我母亲去找他，他不在家，打电话问，他说在“东边庄子”，母亲问去那里做什么，他嗫嚅着：“看看翠英。”
翠英就是我二娘。母亲在路边等二叔走过来，看到他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一场。母亲后来听村中的一位老人说，她好几次看到声发一个人在那块坟地里独自坐着。父亲让二叔以后别去“东边庄子”，肯定是心疼他的弟弟的。但二叔没吭声。他的脾气很倔，又不会反驳他大哥，只有沉默。
父亲雕塑一般地坐着，像是等着二叔给他一声回应，等了好一会，也没等到二叔的声音，便丢下一句：“晚上就在这里吃饭，别烧了。”二叔轻轻说了一声：“中午还剩一些饭，晚上热热就行了。”起了身，说：“我回家烧饭。”趿着鞋子，往外走。那只躺在地上的鸡被吓着了，扑腾一下身子，我想让二叔把它拎走，但终究还是没说出口。
二叔慢慢走远，我回身收拾茶杯，发现给他倒的那杯水还剩下半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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