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肥，我老父亲最反感的一句话就是“以前的合肥是个小县城。”父亲说，那些人根本不了解合肥的历史，过去有一种说法叫做“南宣北合”，“宣”是宣城，“合”自然就是合肥。
我小的时候，住在小马场巷和七桂塘之间的居民区里。房子是父亲单位分的，但与那些老旧的宅子没有什么区隔，所以出入方便，小小的人儿时常会独自外出“探险”。也许是小的原因，感觉合肥城真是很大，怎么也走不到边。我说的“边”，是指环城马路，过去的老城墙。
在老辈们看来，过了环城马路就是城外了，事实上也是如此。尽管环城马路之外也有机关单位，但似乎还是以大中专学校、科研院所和工厂为主。记得我为数不多的几次去南七，都是到工厂那边的亲友家串门。因为太远，好像还在那边住过两次。
还去过五里墩，很大的农贸市场，不是很清楚是否属于赶集。上世纪7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机关单位往老城外搬，因为虽然是城外，但可以有更大的土地，办公楼和宿舍可以一并解决了。于是，合肥城像摊大饼一样向四周散开，我们家也随着这个节奏，搬到了城外的梅山路（现在的芜湖西路）。
1977 年的梅山路，没有路牙，没有下水道，更没有快车道、慢车道、人行道，大家都挤在一条不宽的柏油路上，晴天有灰雨天有泥，两边都是黄土裸露的高坡。在与金寨路交口的西北角，甚至还有一片坟区，抄近路时，便会在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土包间绕来绕去。春天里，阳光很好，草木茂盛，竟然有些田园风光的感觉。
变化，似乎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修路，种树，盖房，梅山路越来越像那么一回事了，越来越多的人们来到它的周围，经商、生活。与此同时，城市化建设的脚步一刻不停地行进着，直到有一天，家门口的一条高架桥，让老城与政务新区之间的距离变得不再遥远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变得如此之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个新区建设起来了，尤其是滨湖新区，直接将城市推进到了巢湖边上。合肥变得很大，大到连老合肥人都会摸不着路找不到北了。
城市大了，人们住得开了，自然会面对一些新问题，比如交通，比如购物，比如难以割舍的老城情结。对于这一点，我是很有体会的。我的一位朋友在搬到政务新区后多年，一直都是回到老城里原来的家门口理发。而我在近三年的时间里，需要从南一环以南的家，坐车到北二环以北的单位上班。在一次次颠簸的懊恼中，我渐渐体会到大城市的生活成本与代价，理解那些大城市里人们的辛苦与无奈。
好在，这一切都在改变。
慢慢地，人们发现，一个又一个商业综合体出现了，吃喝玩乐购物，都可以在距离自家不远的地方实现。而地铁的出现，则让距离变得不再那么可怕。的确，大城市带给人们应该是更多的机会和享受，否则要它有什么意义。
物质需求满足了，人们又有了新的想法，他们要看、要买纸质书，他们要参加一些可以面对面交流的作家与读者的见面会和文化沙龙。于是，社区图书馆出现了，书香浓郁的茶吧、咖啡屋出现了。近两年，一间间高规格、高品位城市阅读空间的建成，让众多市民切实感受到文化的滋润。
当我徜徉在一个个商业综合体，或者在一间间城市阅读空间的书架上取下一本书的时候，我已经不再纠结于合肥到底是一座小城还是一座大城市，我想得更多的是，这座城市的人，是不是已经具备与之相符合的胸襟和素质。相比于建设起一座座高楼大厦，人们精神境界的丰富与提高要困难得多，与其在看得见的数据上角力，不如在看不见的软实力上下功夫。毕竟，人们更看重的是全国最爱书的城市、充满小资和文艺范的城市这样的评价。
今年 7 月，《中国青年》杂志用几乎整本的篇幅对合肥做了全方位的报道，主题为：“青年托付梦想的城市：‘养人’的合肥做对了什么？”该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皮钧，在卷首语里写到：“今年以来，当很多城市在大张旗鼓‘抢人’的时候，有一个城市在静静地‘养人’，这就是合肥。”通过“青年人的梦想，依托在城市的文化根脉上”“青年人的梦想，依托在城市的人才成长上”“青年人的梦想，依托在城市的胸怀品格上”几方面的论述，皮社长得出结论：“总之，青年人最看重的是一个城市的态度。”在文章的结尾，皮社长说：“因此，每一个有梦想的青年人，都应该来合肥看看；每一个有思考的人，都应当研究一下这个城市究竟做对了什么；感受一下这里的态度，这里的味道。”
吸引人，留住人，养好人，应该是一个大城市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我想每一位生活在合肥这块土地上的人，都要好好地思考一下，合肥做对了什么，未来我们还应该怎么做。
我想，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份责任，以踏实有效的工作，让城市更为繁荣强大；以源自内心的言行举止，让城市变得更为文明宽容。
百年之前的“南宣北合”，只是就一省之内而言，如今合肥人要做的，是要在全国范围内，为自己的城市挣得一个理想的位置和状态。
大城也好，小城也罢，不在面积，而在于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