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客户端讯 无论是翻阅大量的文献资料，还是进行艰苦的野外考察，只要有一点点的考古发现，都会让张宏明兴奋不已。选择考古专业至今四十二年来，怀着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使命感和荣誉感，张宏明始终行进在发掘历史真相、传承中华文明的考古道路上。8日做客徽派直播的张宏明说，考古是给人带来快乐和新奇的职业，也是心怀诗与远方的人一定会关注的职业。
理论实践相结合 研究家乡《涂山考》
徽派：当时年轻热血的时候，为什么选择考古这个让人觉得寂寞的专业？
张宏明：小的时候我很喜欢看书，特别是历史方面的。作为应届毕业生考大学时，父亲建议我学考古，我自己也很愿意，1978年就考入了山东大学考古专业，这一辈子也就没离开过这个行业。
徽派：作为考古专业的学生，您会经常去到考古现场吗？
张宏明：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到我的家乡怀远，怀远旁边有个涂山，涂山南边有个现在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禹会村，这个村庄我1980年就发现了，到了1982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涂山考》，发表在山西的《地名知识》杂志。这个遗址是距今4300年到4100年的古代城址，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而且国家文物局已经把禹会村考古遗址公园列为安徽省的五大考古遗址公园之一进行建设，从而达到产业结构调整区域文化改变的远景目标。大学的时候考古专业就有很多类型的实习，1980年学校就安排我们到南京考察，毕业时专门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到郑州、洛阳、西安等地等实习，是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要从文献上，从民间故事里寻找文物遗迹，再通过野外考古调查。近七十年来，中国已做过三次大的文物普查，都是有线索的。我们当时翻过淮河，坐过小木船，找到这个叫禹会村的村庄，还一直走到马城，现在禹会村和马城都属于蚌埠市禹会区。
徽派：所以是先有历史文献的研究学习，再到现场发现发掘。
张宏明：我们称之为“三位一体”；田野调查，文献记载，民间故事。涂山有很多民间故事，包括大禹会诸侯。因为是口碑资料，不是文献记载，大禹会诸侯这个事情一直到春秋时期才记入文献，就是《左传》里面记载的：“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十三个字非常重要，但是我通过倒追发现，《左传》说“穆有涂山之会"，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结合了周穆王打徐偃王，徐偃王就在淮河下游。周穆王是个传奇性的人物，西边跑到了昆仑山，去会见西王母，只要讲民间故事都知道这段神话。但是他也打过东夷，打过徐偃王，所以就解开了这个迷。1982年我就认定，这个涂山周穆王是第二次会，大禹是第一次会，这个涂山只能在淮河边。建国60年的时候，我们在老博物馆举办过一个比较大的展览，其中序言是我写的，开篇明义就讲，考古学是一门解放人类思想的科学。也就是说，把微观的考古学上升到哲学的理念认识，每一次重大考古发现都改变了我们对历史，对社会，对文明的认知。考古学是实实在在的，虽然是从地里挖出来的，更要去恢复它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文物的自身价值包括材料上、工艺上的价值，真的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有限信息做判断 小铲子有大惊喜
徽派：之前湖南的一名高考生以高分报考了北大的考古专业，引发了社会热议，您有关注相关新闻吗？
张宏明：我知道这个事。我认为对于今后想在社会中承担一定事业的人来说，考古学是会带来不断快乐和新奇的职业。具有诗与远方胸怀的人，一定会关注考古学的发展。在西方，律师和医生都是很好的社会职业，他们中经常有一些人愿意从事考古职业，社会职业和个人爱好可以达到一致的。这个学生她一定是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定追求，如果不了解、不熟悉甚至不认同中国的历史文化，她也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徽派：能不能跟现在的年轻人分享一下，考古的快乐在哪？
张宏明：考古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行业。大学的时候，在山东泗水发掘的时候，当地老乡问是不是成绩不好才罚你们来农村挖地。现在条件好了，1983年我在含山县北部的大城墩遗址，天空下着雨，我背着被子脸盆在泥泞的小道上走了三公里。乐趣在哪，考古适合追求真理，说真话，必须老老实实，对考古现象和结论的认识，有多少说多少，必须根据现有的材料条件情况做有限信息的有限判断，不能做无限的联想。没有基本的逻辑训练，绝难达到对人类文明认识的高度。我们不知道远古社会和人类会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历史痕迹和遗物，一个小铲子下去，说不定惊喜就来了，这种发现的快乐是人生最值得提倡的快乐。我有很多机会离开，但我不后悔，中国人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对自己的文明文化都不认同，我是不耻这样做。坚持民族的独立性，才有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无论社会怎么变，世界怎么走向大同，多元化的民族化是我们必须要坚持的。
文保工作受重视 文化遗产要传承
徽派：坚守四十多年，您理解的文物保护的社会意义有变与不变吗？
张宏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既要靠思想，也要靠物质文明。文保工作可以说走向一个从普遍的忽视漠视到目前的高度关注和重视的发展过程，文物是民族文化遗产，国家形象标志，很多重要文物到国外展览，给中华民族赢得美誉。虽然在文物法里认定了文物的历史科学艺术三大价值，但是不够。文物是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有材料的属性，制作工艺的属性，乃至于历史积淀的属性，这三大属性结合起来，应该有商品、经济、文物艺术和文化的价值等，今年已经全面启动对文物保护的修改，我个人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文是代表它的思想性，物是代表它的物质载体，文物本身有物质性，有经济价值，必须保护好它们。现在公布了世界文化遗产这个概念，任何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对特定区域的经济、文旅、社会建设环境美化度等都是一个了不起的资源，国家政府保护的稀有资源，文化资源，涉及到利用保护传承的问题，这些也可以变成地方旅游资源。最重要的是，距离几百年、几千年、几十万年的考古遗址，一旦进入考古遗址公园，通过对历史遗存物的建设、发掘、保护，知识信息的传播，周边环境风貌的整治与复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点，可能几平方公里，可能几十平方公里。进行文化遗产保护，打造遗址公园的同时，能让区域社会的经济环境与产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960万平方公里，有五千多处国宝，安徽就有两百多处，只要利用得当，国宝对安徽的五大文明建设，都可以发挥相应作用，促进人们敬畏天地、国家、人民之心。
徽派：那是因为遇到什么样的瓶颈期，转而到古币和玉器研究上？
张宏明：当年大学毕业，我被分到巢湖地区的文管所，我当时很明白，可能做不了考古专业工作了，因为不可能天天搞发掘。1985年，省里面编安徽省志，我被借调到省文物局修志，修了十年。整个安徽基本的文物资源，包括馆藏文物、社会文物、地面文物，过去工作的基本情况，每个地方年代属性价值的大与小，心里有个简单判断。因为考古的时候，只要发现不同时期的钱币，可以作为考古断代一个相对的参考。在合肥的那段时间，我就对钱币进性了专门研究，对我帮助很大。1994年，我写的《钱币》一书在黄山书社出版，后来还得了安徽省钱币学会的金奖。但是钱币有局限性，因为历史上文献记载的很多，实物大量是普通品，珍稀程度必须是历史上没有记载的，或者形制上发生特异变化的，但这种情况很少。所以1998年，趁着去杭州学习的机会，我向组织上提出去扬州国家文物局玉器鉴定提高班学习玉器。玉器在今天也是非富即贵，古代更属于贵族阶层，西周崇尚“君子比德与玉”，物质载体的东西用道德来评价，多么至高无上。我当时已经38岁了，给自己提出九个字的要求：高起点快节奏加速度，最后通过了国家玉器鉴定考试，到今天22年了，我写了十几篇学术原创的玉器研究文章，也出了不少玉器的书，但这还不够，因为我只是在前人留下众多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到里面做了一点串联的工作，跟自己的努力有关，但更多还是前人创造的文化宝库。中国的文化遗产，不管民间的、官方的、出土的、地下正待发掘的，我们都有责任保护、传承和利用好，把它作为教育后人的重要资源。其实不管我们今后能走多远，但是这样走我们才踏实。
市场鉴定应放开 鉴假为真要不得
徽派：您也参加过央视的《鉴宝》，您对鉴宝有坚持的原则吗？
张宏明：做鉴宝，肯定有自己的知识储备，否则也不敢滥竽充数，但他们表达的东西也存在着事实真相和考虑群众的参与度，心理承受能力，还有自己的选择判断等因素，对同一个事情有很多方式的表达，不足为奇。我们现在除了司法鉴定和馆藏文物鉴定，还有社会文物，民间收藏持有的文物鉴定没有放开。虽说国家文物局直属十几个文物鉴定机构可以义务给群众鉴定，但不能持久。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鉴定人才资源有限，再挖出一批人到社会上搞鉴定，本身主业受冲击，义务进入社会也是做不到的；其次，社会存在需求问题，比如鉴假为真，收取高额的费用等，这是市场欺诈。我认为，对于市场鉴定，不得鉴假为真，适度收取一定费用，承担民事责任。有这三条，完全可以满足文物的市场需要。出土文物也涉及认定问题，不能一讲出土文物，就是粗放式管理，要精细化、标准化。出土文物不都是珍贵文物，也有没有价值的，相反在社会上流通的文物可能价值巨大，具体问题具体考虑，要细化不要泛化。
徽派：如果朋友拿着宝贝给您鉴定，您会答应吗？
张宏明：利他和助人是作为人的基本特征，帮助别人是快乐，但再好心，导致的结果也要好，过程和结果要统一。熟悉的人，一般我是愿意的，我在这个行业以敢讲真话著称，也得罪了不少人，但我就事不就人。而且仅仅是我的认识，既然找到我，我就谈我的认识，是不是真正的对，我不能说绝对，还是有限信息做有限判断。
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客户端记者 李燕然/文 薛重廉/图
编辑：陶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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