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汝中访谈视频
安徽网 大皖客户端讯 14日上午，应邀来合肥举办书法展并讲学的著名音乐家、书法家郑汝中先生做客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的大皖徽派栏目，这位年已八八的传奇艺术家坐在轮椅上讲述了自己不寻常的人生。阔别安徽30余载，郑汝中先生回到和梦里敦煌一样重要的安徽，那是两个各自承载了30年时光的精神故土。他一再说自己很平凡很普通，走了崎岖寂寞的路，做了真心喜欢的事情。一生任性率意，但他非常满足。
辗转人生看见人间艰辛事
郑汝中先生
徽派：当年在安徽工作了三十年，如今阔别三十年再回这里，有什么的感触？
郑汝中：我其实没什么可说的，我是个很普通的人，我退休在敦煌研究院，但我在安徽工作了三十年，我原来是搞音乐工作的，是个琵琶教师，我在安徽艺术学院、合师院、安师大一直工作了三十年，后来调到敦煌研究院工作。我的历史很简单，也很丰富。我1932年生在北京，我父亲当时在北京做地下工作，在北京的生存就很危险，我12岁时，组织上就把我和我的哥哥还有别的革命者的孩子一起接到了现在的华北根据地。很快就把我们送到了延安，延安当时称为大后方。这个事情也很简单，当时像我一样的孩子也很多，2500里地要走过去，还要背着背包，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最多时一天要走一百里地，我们走了两个半月，走得非常辛苦，路上还打了两次仗，很多伤员，非常残酷，经历了这个过程就知道了什么是革命。1944年的一月份我们到了延安，第二天毛主席请我们一行人吃饭，当然还有带队的大首长，在杨家岭的一个大窑洞里。大家都说这是毛主席，我们都站起来，毛主席就问带队的人，这是谁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当时毛主席对我们这群孩子讲了这么几句话：“你们好好读书，抗战胜利了就把你们送回去。”然后就不理我们了，跟首长说话去了。
徽派：和毛主席的一面之缘，对于还是少年的你应该是很难忘的记忆。
郑汝中：我在延安生活了两三年，读小学，进的是十八集团军革命干部子弟学校。在延安这些年算是受了革命的洗礼，知道共产党是讲平等的，要爱护同志牺牲自己等等。
青年郑汝中（受访者供图）
徽派：那是怎么走上艺术道路的？
郑汝中：我接受艺术教育，在延安回来以后。解放战争时期送我们回晋察冀边区，到了张家口，这是我们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我当时十四五岁，上了张家口中学，实际还是干部子弟学校。我们没家，父亲都去干革命了。那时候我患了腿关节结核，我就住院了。我父亲是个医务人员，后来也回解放区了，在白求恩医院做负责人，我就随着我父亲在医院里住院。整个解放战争那几年我就一直在住院，脱离了学校，如果不是住院，我那时候可能就去苏联了。因为我的很多同学后来都去苏联留学了。
徽派：人生路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郑汝中：后来我回北京了。父亲在军队医院工作，我在中央机关做机要工作。这个时期，我特别喜欢音乐，其实在延安时我就自己做过二胡，拿六块木头做的，蒙的是猪膀胱，马尾巴做弓，我没学过音乐，也不认谱，但我什么都会拉。不是天分，我们那几个小孩都会拉。一听就会。我后来跟李廷松学琵琶还是张伯驹介绍的。
追随大师弹起心爱的琵琶
郑汝中书法作品
徽派：为什么选择了琵琶而不是别的乐器？
郑汝中：老师的原因。我在北京时先认识了张伯驹，他是个大收藏家，捐过不少文物给国家。我常去他家玩，李廷松也会来他家。张伯驹看我喜欢音乐，他说那你跟李廷松学琵琶吧？就把我引荐给了李廷松，那时候他家里来往的都是名人，在他家见过俞平伯，还有溥仪的一位叔叔，这一类人很多。我喜欢琵琶，我问张伯驹我能学么？李廷松很谦和，说你来吧。我下班后只要有时间就去学琵琶。我是李廷松的第一个徒弟，后来他们送我一个名号：“大师兄”。1956年安徽办艺术学校，李先生就推荐我过来教琵琶，就这样一个机缘。
徽派：就此和安徽结缘了。
郑汝中：当时艺校办学非常艰苦，在大蜀山那边，竹竿搭的草房，又是教室又是宿舍，最开始的学生也就一百个人吧，我就这么混入艺术界的。
郑汝中先生访谈中忆往昔
徽派：怎么舍得离开家里到安徽来的呢？
郑汝中：年轻嘛也没什么顾忌，家人也无所谓，哪里有需要就去吧。安徽，一干就是三十年。当时对我来讲比较困难，因为我没受过专业音乐教育，不像现在的音乐学院有很多理论支撑。就只能教学相长，逼着我自己去学简谱，学五线谱，去中央音乐学院进修过两次，当时一有空闲就去旁听别的课，就这样硬逼着自己学会当老师。很简单也很崎岖。
徽派：这次书法展见到了您的不少学生吧？
郑汝中：大多数都是当年的学生。这次来合肥也是因为想旧地重游，我已经88岁了，也是末班车了，我想再来看看吧，看看老学生老朋友，他们也经常到北京上海看我。我在这边特别欣慰的就是师生关系特别好，不像一般的学校。艺术教学是一对一的，一教就是几年，所以师生感情特别好。我的历史说起来很简单，也很平凡。我感觉现在很多老师都比我那时候强。
492个洞窟让人魂牵梦萦
郑汝中先生在敦煌
徽派：音乐老师当的好好的，又怎么选择去了敦煌？
郑汝中：后来我就从艺校调到大学了，艺校原来是中专，后来我去合师院和安徽师范大学教琵琶。在芜湖期间，1980年暑假，我一个人到敦煌去旅游，住了一个礼拜，当时敦煌去的人很少，交通不行，一路辗转。但到了敦煌很兴奋，感觉敦煌有很多东西像我梦里的东西。那些洞窟壁画里描绘了很多乐器，乐舞。当时还没有什么人去研究。研究敦煌音乐我不一定是第一人，但是最先开始研究的。我回来就跟老伴讲，她说真要去你就去吧。我就跟敦煌研究院的院长通了一次信，他说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来。经过几年酝酿，1984年，我再次去了敦煌，这次是和老伴一起去的，住到了敦煌的招待所，当时我对生活的要求也不高，敦煌很困难，莫高窟距离县城还有50里，喝水都必须到城里头拿汽车拉来。老院长说慢慢会变好的。后来四个人一栋楼，国家给专家盖楼，每家不到一百平方，但住着还舒服。
徽派：您是主动请缨过去的？
郑汝中：对。当时安师大不放，教育厅长也是我们学校调去的，他说你要什么条件我们都满足，马上给你升教授。我说我不是要那个，去敦煌是我感兴趣的，我又不是去上海去北京，你就让我去吧。我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去就看不到任何东西，为了保护，敦煌是很封闭的，很多洞窟不让看的，现在它也很封闭。后来我说我一定要走。最后上面领导同意才放我走。
郑汝中先生为徽派题字
徽派：那么大的决心，是什么魅力让你一待就是三十年？
郑汝中：后来是硬调过去的。其实人家不让我走对我也是好意。调去了以后我对敦煌一无所知，敦煌的佛教，宗教艺术，佛教美术，牵涉到方方面面。那么多壁画，我研究的是壁画里的音乐，在音乐历史上称为图像音乐学。
徽派：那时候您已经定下方向了？
郑汝中：是的。我说我一不当官，二不来发财，我说我想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想出一本书，关于敦煌乐舞的，第二我要拍一部乐舞的电影，第三我要把这些乐器仿制出来。我非常明确我能干什么。院长说我们慢慢来吧，你先研究研究。前三年我就在资料室里研究，看国内出版的一些材料，还有就是斯坦因他们盗走的东西，缩微胶卷，一个个看，过去的文书，越看越有兴趣，经常忘了吃饭。里面什么都有，就像看杂志，特有意思，反映了古代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后来我就开始写书。
徽派：都是按照您设想的方向在踏实往前走。
郑汝中：我带了一个小组，敦煌研究院给我成立了一个乐舞研究室。人多的部门是研究所，有好几个所，我所在的是室，开始只我一个人。有几个助手，一个拿梯子，爬高，一个要照相，一个要记录，我查一遍洞子要三个月，敦煌莫高窟一共有492个洞窟，我一个一个查一个一个过，哪个有音乐，画了多少琵琶多少箜篌，形态是什么，这是普查，查一遍三个多月。莫高窟的壁画有四万五千多米，所以数量相当大，中间夹杂着乐舞，我得出一个结论：古代音乐比现在丰富热闹，现在的音乐萎缩了，这是我的观察。建国后，我们又有个突飞猛进，筛选了很多乐器，其实很多乐器早已经失传了。
人生任性率意知足常乐
郑汝中先生在敦煌
徽派：这就到了复原敦煌壁画里的乐器。
郑汝中：对。当时我就萌发了一个想法，把这些乐器试验一下，这个实验已经做了二十多年了。做了四遍。为了做乐器，我在北京车间里，跟着工人混了三年。
徽派：就是把壁画上在现实中已经没有的乐器复原？
郑汝中：我不会做啊，我得依靠工人。这样的话，我大概做了四遍，一遍比一遍质量高，一遍比一遍数量多，最后一次是国家花了四百万块钱做的，一百多件，七十多种。现在的民乐队里也就二三十种，很多乐器都消失了。我光琵琶就做了十几种，我做的琵琶大小宽窄都不同，不是我瞎做，有图可依据，鼓类打击乐器也很丰富。这样我就有个课题叫“敦煌壁画乐器仿制研究”，不叫复制，仿制有一些创造和出入，现在的技术和发音原理，按照能演奏的来做。最后一遍是去年完成的，在敦煌博览会展示引起了轰动，引发注意。现在刀枪入库，我也没精力再搞了。
徽派：这些乐器都能演奏么？
郑汝中：很多比现在的好，不一定都好。我的要求应比现在好。这可能是我最主要的工作成就了。
徽派：在大漠一待这么多年，不枯燥么？
郑汝中：不枯燥。我的工作动力不是什么伟大的理想和使命感，实实在在的说就是兴趣，晚上还在思考这个，我没有上下班的概念，整天就思考怎么做。
徽派：有成就感和获得感。
郑汝中：那当然了。文化部给我奖了，科技进步二等奖。
徽派：有意思也有意义的工程。
郑汝中：不能自吹自擂，实事求是。国家也给我奖励了，不能这么无穷尽吹了。
徽派：您的书展也很低调，书展序言里您说自己是一个没有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书法有师承么？
郑汝中：我从小就喜欢书法，大人拿各种字帖让我辩识，哪个帖子柳公权的，哪是颜正卿的，哪个是何绍基的，我都知道，当时写不好，一直练字，写了一辈子了，我也不觉得我是个书法家，充其量是业余爱好者。我的书法是因为我行动不方便，不会跳舞不会打牌，我写写字吧。
郑汝中书法作品
徽派：您有很多爱好啊。
郑汝中：乐器是我的专业了。书法是游戏。其实不要太严肃了，乐器也是娱乐。持续不断写。开始谁要字我都给，从省长到扫地的都有我的字。后来我就收敛了，很少送人了。敦煌工作这么多年，基本没人知道我会写字。我也不投稿不展览，这次到合肥来是学生怂恿鼓励我，硬把我架上来，我看着还可以吧，不敢和书法家比。我的特点是任性，率意，面目多样。这两年，往汉隶上稍微靠了一点。
徽派：字里有您经历过的人生？
郑汝中：我问了周围的朋友，有人说字里有禅意，有音乐，这都是大家的鼓励。展览时我很忐忑，诚惶诚恐，我听到的反映，很多画家来了说真不错，很特别，一般人写字不这么写，这点我当然很满意了，但人家也肯定是赞美多一些，但心里要明白不要飘飘然了。
徽派：这些年在上海生活？
郑汝中：在上海生活挺好。上海比北京空气好，我年纪大了老有咳嗽。我是在上海的郊区。
徽派：任性率意活了一辈子，现在还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么？
郑汝中：实事求是，来日不多了，这是个自然规律。人呢，活太长也没必要。为什么呢？自己也不舒服，还给人添麻烦。顺其自然吧，现在也尽量保养，生命长一点就多看看这个世界，但也看得差不多了。
徽派：敦煌壁画上的那些乐器呢？还有心愿吗？
郑汝中：时代是发展的，一代比一代强，在我的研究基础上会发展下去。遗憾的是，没有什么接班人。想找两个研究生，找不到，现在的大学生还没有条件研究我这个东西，好的也有，人家又不愿意去。
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客户端记者 蒋楠楠/文 薛重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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