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启年间,阉珰魏忠贤乱政,诸多在朝正直官员或被下狱,或被罢免,或干脆直接请辞。方大任因上疏弹劾魏珰,也被罪削职回到桐城,一时无事,就整理了高祖方向的遗诗,并请他的同乡好友叶灿作序。叶灿《刻方给谏公诗叙》文后,还附有当时名流卓发之的评论:“绝不经意,生气满楮。事可传,文亦可传。”果然,方大任这位大器晚成的桐城籍顺天巡抚,以“真忠臣”而被传扬至今。
龙眠山水 吴苏琴/摄
一介读书人,生死何尝畏
方大任(1565-1634),字玉成,号赤城。叶灿(1566-1643),字以冲,号曾城。两人可谓总角之交、至老不渝。叶灿的诗文集《读书堂稿》和《天柱集》,其中写给方大任的诗占比最多,文后往往附有方大任的点评;方大任的诗集基本佚失了,所幸潘江《龙眠风雅》还保留了一百零七首,其中写给叶灿的诗也不少,有句云:“眼底交游能几人,叶生于我情最真。”表明他俩关系非同一般。难怪潘江称他俩“志趣䜣合,胶漆之谊始终一致”。
读书可谓方大任一生的最大癖好。“束发慕奇癖,读书万卷余。”“掩耳谢时贤,一心抱区区。”这是方大任《咏怀诗》中的句子。他自幼颖悟绝人,又善读书,皆能过目成诵,才名惊动一时。叶灿说:“馆舍与余舍相近,以故余得从之游。”他们两个人读书的馆舍相邻近,常常“以诗古文相切劘。遍发古今书读之,自昼达夜,自春徂秋,孜孜矻矻,惟此一事”。
因弹劾权奸而落职乡居,方大任赋闲无事,遂一心沉浸于读书。城西灵泉寺有一座书院,周边人家虽繁,然院内颇为雅静,深得方大任喜爱。他每天晨往暮归,像童子就塾一样。他还规定自己,每天必须读完一定页数的《二十一史》才罢休。
自称“大明读书人”的桐城姚康说,“但有书可读,便是人生一福。然有书者,又未必能读耳。吾乡有两先生,足为千古读书者榜样,其一为方中丞逢吉,一为少宰以冲。”姚康在文章里写方大任天启年间遭珰祸,落职后回桐城家居,尽管知道阉珰肯定不会放过自己,迟早要来抓人,还是坚持淡定地读书。后来果然诏下,有司拘逮,方大任才恋恋不舍地放下手中书。姚康因此称赞:“公之于学,黄霸、夏侯胜之事不足道矣。”黄、夏为汉时人,诏狱中仍读书问学,不畏生死。
大器终晚成,科名岂足贵
方大任虽然早慧颖悟,却因年少家贫,又耽于吟咏,以致屡上公车而不得及第。但方大任似乎并不在意科名。在《霞起楼诗叙》中,叶灿写方大任:“及为诸生,甚落魄,又家赤贫,人无知之者,而玉成亦不求知于世,校书小村落中,以自给,终日吟咏,泊如也。”
直到万历癸卯(1603)科,39岁的方大任才中式举人;又过了十三年,52岁时,满头寒霜的方大任,才与年方25岁的从侄方孔炤一起,成为丙辰科(1616)二甲进士,可谓大器晚成。比较起来,叶灿要稍显幸运。叶灿于34岁时中式万历庚子(1600)科举人,比方大任早了三年;十三年后的万历癸丑(1613),叶灿中式进士,又比方大任早了三年。
在古代,攻读举子之业,往往耗费读书人一生的精力,所谓“白首老童生”更是常见,很多读书人因此对举子业又爱又恨。方大任则对举子业并不放在心上。在《霞起楼诗叙》中,叶灿写方大任只顾读书,甚至“视一博士弟子员如赘旒矣”。在叶灿的劝说下,方大任才“半以工诗、半以工举子业。而举子业遂与诗俱工。乃玉成好举子业,终不胜其好诗”。
及第后,方大任回忆多年来的寒窗苦读,不禁感慨万分。于是,他改字“逢吉”,并将这些年来的手稿整理成书。为之作序的,自然就是曾与他朝夕相处、寒窗共读的叶灿了。在《方玉成稿叙》里,叶灿深情回忆从前:“忆余与玉成同读书,两人阖户拥一案,相向而坐,口吟哦而手丹铅者,日不知几何版。如此而朝,如此而暮,如此而秋,不知其几何年。”
为国击权奸,家风诚不愧
与叶灿的第一份工作是翰林院编修不同,方大任第一份工作是北直隶的元成知县。期满考优,以公正廉明为最,擢升广西道监察御史,走上了与高祖方向一样的纠察百官之路。
方向对其玄孙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叶灿在《刻方给谏公诗叙》中说,方大任就喜欢讲述其高祖方向的故事,“痛其一代经济之才,以忤党被谪,不得竟其用。”方向在朝廷担任给事中时,“风节凛凛可畏”。方大任担任监察御史,也是刚猛秉直、言不避祸。天启癸亥(1623),方大任奉命监理昭陵时,发现大珰魏忠贤私自逾制建造生圹,随即予以纠察弹劾。方氏家谱称,此时逆珰犹未甚,“公发其奸最早”,方大任是弹劾魏忠贤最早者之一。魏忠贤当即大怒,欲加其罪,幸亏辅臣韩爌周旋其间、曲救得免,但方大任仍被削籍落职。
在弹劾魏忠贤时,方大任曾在上疏中表示:“臣高祖给事中方向,曾劾巨珰陈祖生于孝宗之朝;臣从曾祖方克,曾劾巨珰邱得于世宗之朝。臣为国击奸,实不敢容默,为家世羞。”于是朝野倾瞩。方向曾经任言官,方大任也担任过言官;方向因弹劾大珰被谪,方大任也因忤珰被削籍。故而叶灿在叙中说方大任与其高祖方向“其官言路同,其触忤大珰又同”。
崇祯朝立诛权奸,气象一新。方大任官复原职,任河南道御史,很快升为佥都御史,时年已六十四岁。《龙眠风雅》载:方大任出巡山海关时,依旧例只需“弥节关内”即可,但后金虎视京城,军情变化瞬息,他还是出关巡察千余里,整肃军纪,查处了因克扣兵饷而激起兵变的某督抚,与总督袁崇焕一起经画方略。次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出守通州,正值后金大肆攻掠。方大任与镇守将帅谋策定计,营垒固防,顽强坚守,通州城赖以保全。
马其昶《桐城耆旧传》称扬方大任:“公性清峻,官至开府,家无千金之资。”并提及一事:朝廷暗中监察战争前线官员动静,有次查到方大任的一封家书,发现“无一字语私”,崇祯皇帝得报后嗟叹良久:“真忠臣也”。
举贤荐里闬,表遗无所讳
在明末朝政混乱、人才匮乏之际,方大任奉公举贤、不避亲仇,曾联合同乡左光斗,上《荐同邑三贤疏》,借用庄子“无用之用为大用”的观点进行阐述。但庄子强调“无用是大用”,目的是逍遥于世外,以获得精神自由;而方大任更强调“无用”的“入世之用”。因为有用之用显而易见,无用之用隐而难知。“四海之大,岂曰无人?耳目未及,不敢妄举。”可见,方大任的观点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今天也不无启示意义。
在疏中,方大任与左光斗共同举荐了三位同邑乡贤。一位是原任翰林院编修的吴应宾。吴氏因目疾告归,数十年来绝意仕宦。然吴应宾品行高洁、学问渊深,其居乡讲学与著述,都对挽救当时混乱的人心极为有利。方大任认为当前最大的隐患,就是分门户而重恩仇,植朋党而忘君国,以至于水火不容。“其弊皆属之有我,而其根起于不识性。倘使应宾在位,决无此事;倘使人能读应宾之书,破除我见,会归性宗,又安得有此事?”第二位是原任四川巡抚吴用先,本是满腹经纶之才,却赋闲在家八年,“优游白社”;第三位是原任陕西布政使的盛世承,可谓“卷历世之功名”,这几年却“栖遁青门”。
疏上,诏加宾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吴用先复召为工部侍郎,再擢为蓟辽总督,使蓟辽兵政焕然一新,边疆要塞安定无事。惜天启乙丑阉珰杀害左光斗等正直臣工,吴用先遂愤而辞归。盛世承也被起复重用,同样遭珰祸被削籍归里,后于崇祯时起复,累官至南光禄寺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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