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光清（1798-1878），字明俊，号镜湖，皖宿松县仙田庄段家老屋人。《安徽省志》记载，段光清少有大志，颇负勤学好问之名。初以举人大挑，历任浙江建德、慈溪、海盐、江山、鄞县县令、宁波知府、宁绍台兵备道、按察使，后晋封吏部左侍郎等职。著有《吟梅草堂笔记》和《镜湖自撰年谱》。其以善断案、善调解、善处理地方矛盾而著称，人称“浙省第一能员”。
吴建平/摄
直面民众 平定骚乱
咸丰元年（1851）年底，浙江鄞县有官方背景的盐商，撺掇县衙取缔私盐，当地私盐贩子的生活来源因此受阻，而官盐专卖，售价比私盐贵，百姓的生活也就直接受到影响。于是，鄞县东乡人张潮清带领私盐贩子闹事，当地百姓也乘机附和。为稳定秩序，县令逮捕了张潮清，而东乡百姓纷纷恳求将其释放，但县令置之不理。交涉无果之后，百姓冲进县衙将张潮清救出。时值太平天国动乱时期，官府对百姓的反抗暂时无暇顾及。
没过多久，鄞县又因完粮有红白两封名目，政策偏向于士绅大户等有钱人，处于底层的农户收入低，却要支付更多的费用，非常不公平，引起了普通农户的不满。于是，数万农民在秀才周祥千的带领下，进城请愿，要求平粮价。面对百姓的呼声，县衙置若罔闻，浙江巡抚还采取激进的方式，派兵万人赴宁波将周祥千等人抓起来。愤怒的农民冲进县衙救人，放火烧毁衙门，打死打伤官兵数百人，史称“羊庙之变”。
在此关键时刻，段光清临危受命，从江山县县令的位置调往鄞县任县令，处理这两起棘手的事件。面对复杂纷扰的局势，新上任的段光清了解基本情况后，仅带两名随从，非常低调地来到乡下察访民情，与当地百姓促膝而谈，倾听他们的诉求，耐心向当地百姓讲解政策和法律，指出官民双方合理与不合理之处，以理服人，通过对话找到矛盾的根源。他还利用乡绅作为调解人，分化过激群体，孤立少数顽固派，在原则范围内适度让步，既维护官府权威，又保障民众基本权益。最终，这两起惊动朝野的群体性事件，在未动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得到圆满解决。
咸丰四年（1854），段光清调补宁绍台兵备道。此地位于浙东沿海，华夷杂居，一向难治。时值太平军攻克上海，奉化县洪诗贤也闻风而动，率乡民起义，义军人数达数万之多，一时府县各城危如累卵。段光清再次深入起义军中，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平定了又一重大事件，使宁绍境内得以安宁。
段光清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方式，引起了后世的重视。2014年5月下旬，学者张程在央视“法律讲堂”，连续四天讲述了段光清的故事。人们从这些故事里，看到段光清为官为民深厚的情怀，以及充满智慧的舆情处置方法和断案能力。
坚守正义 体恤百姓
段光清任建德县令期间，有一年县考，一考生因父亲是泥水匠，被告知不许参加考试。段光清知道后十分气愤，质问阻拦该生考试的考官，为何不许他考试？其家里难道是有不清不白之人？回答的理由只有一条，那就是他的父亲是泥水匠。段光清说，此考生参加考试，就是不想重走父亲人生之路，实为善事，应当鼓励。最后，在段光清的干预下，该考生顺利参加了考试。
咸丰二年的一天，段光清带着两个随从，在鄞县街头体察民情，见一家米店门口围聚了许多人，从屋里传来争吵声。段光清遂让两个随从进店了解情况。随从很快带来两个人，一个是身穿青绸衫裤的米店老板，另一个是一脸愁容的乡下人。经过询问，段光清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乡下人来城里给病重的父亲找郎中看病抓药，途经米店时，不小心踩死米店的一只雏鸡。他按正常价格赔钱，却遭到店主索价九百文钱。乡下人只有三百文钱，不够赔偿店主，又着急去找郎中看病，而店主不达目的不罢休，拽着乡下人不让走，所以双方发生争吵。
段光清深入询问，了解到店主为何索要赔偿金九百文钱的具体原因后，令乡下人全额赔偿。在钱不够赔偿的情况下，要求乡下人把衣衫典当赔付，甚至自掏腰包补足赔款。他不辨是非，糊涂判决，让围观者愤愤不平，有人暗暗叫骂：真是一个昏官庸才！
正当店主拿着九百文钱，喜笑颜开地返回米店时，却被段光清叫住了。段光清不慌不忙地对店主说，本官只判了本案的前半段，还有后半段未判，依你所言，此小鸡三个月可养至九斤，但现在尚未到九斤，俗话说“斤鸡斗米”，饲鸡一斤需米一斗。如今小鸡已死，毋需再养，那么就省下了九斗米。今日，他赔了你九斤鸡的钱，你也应该将省下的九斗米还给他，方公平合理。
听了段光清后半段的判决，众人一片欢呼。店主哪里敢违拗，只得乖乖地取来九斗米交给乡下人。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俗话说，窥一斑而见全豹，见一叶而知深秋。通过这两个小小的案例，反映出段光清执政为民的思想，以及抑强惩恶、同情弱者的办案情怀。2002年，时任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笑侠在日本京都大学法学部演讲时，将“巧断毙鸡案”作为案例来反映法官断案时对弱者的倾斜。
段佩明/摄
平易近民 政绩斐然
段光清任职期间，清正廉洁，勤政为民，受到百姓爱戴，被人们尊称为“段青天”。宁波的百姓感佩段光清品格和功德，为他建造了生祠。所谓生祠，就是为活人修建的祠堂，是民众对政绩卓越官员的最高褒奖。
咸丰九年（1859），段光清奉旨北上，受到咸丰皇帝连续五次召见。召见中，咸丰所问及的不仅有当时浙江的军政形势，还包括段光清对这些局势的见解，甚至还饶有兴趣地询问段光清“何以到处称汝为青天”和他的一些家庭状况。段光清对咸丰所问之事，一一发表自己的看法，对如何当好地方官，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咸丰对他的表现十分满意，赐予“平易近民”的匾额，以示嘉奖。
同治五年（1866），段光清引疾辞官，回归故里。他深居简出，饱读诗书，偶尔外出，也是青鞋布袜，大家似乎忘记他是缙绅先生了。光绪四年（1878），段光清病逝于家中，享年八十岁。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同僚和后世不乏崇敬段光清之人。李鸿章曾书写“五福骈臻”向其贺寿。段光清去世后，吏部左侍郎、光绪的老师童华亲自为段光清撰写了墓志铭，李鸿章则题写了墓志铭的“篆额”。
段光清所著的《镜湖自撰年谱》，是一本自传式叙事笔记，主要记载了他在浙江为官的经历和为官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不仅有断案的案例，也有处置群体事件的经过和方式；有确保一方平安的详细措施，也有帮助百姓的具体事例描述。此书对研究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司法和太平天国运动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段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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