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校园侵权案件都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两年前的校园欺凌如今对簿公堂，一所学校、六个家庭，经法官三个月的耐心调解，最终化解纷争。
“我家孩子在学校被霸凌，抑郁到住院治疗，那些欺负同学的小孩却还能正常上学，像话吗？”
“校方调解了很多次，双方都不满意，我们也很为难。”
“几年前的事情说是我们家孩子干的，你有什么证据！”
这是一起校园侵权案件调解现场的画面。
校园霸凌维权无果
受伤学子愤然诉讼
2018年，小张与同学小刘、小陈等人追逐玩耍时，被小刘等人伤害。就医后，小张告诉自己的妈妈，自己在学校受到了同学的各种“欺凌”和“侮辱”。此时小张的精神和心理已经受到了“校园霸凌”的影响，情绪不稳定、焦虑、紧张、发脾气、敏感并有自残情形，经医生诊断为重度焦虑、抑郁。
经过一年治疗，小张重返校园，但精神不佳、学习兴趣减弱，时而复发。小张妈妈多次向校方、教育主管部门、派出所等寻求帮助，可此事始终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方案，也未得到小刘、小陈等人的道歉和赔偿。气愤之下，2020年5月，小张起诉了其就读的中学，要求赔偿。
尖锐矛盾如何化解
有效沟通抽丝剥茧
“这个案件比较特殊，涉及未成年人，精神和心理方面的因素较多，你在基层下派过，有一定的沟通技巧，交给你，无论判决还是调解，都要耐心、细致地做好安抚工作……”从滨湖法庭庭长杨芳手中接过案件，承办人于圣云深知话中之意。
此案件涉及未成年人，尤其是小张所述损害系精神方面，无法像其他器质性损伤的侵权案件，通过司法鉴定为裁判提供依据；小张又生活在单亲家庭，本就处于青春期、叛逆期，加之患上焦虑、抑郁，有自残行为，他的妈妈亦是身陷痛苦，无法自拔；且事过两年，小张妈妈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为孩子“讨要公道”，既未换来赔偿亦无任何道歉，矛盾之大，积怨之深，可想而知。
拿到案件后，于圣云首先向校方送达了诉讼材料，并约见了校方负责人，校方表达了“苦不堪言”的处理过程：到派出所接受询问、向教育局汇报、提出调解方案不被接受等等。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校方一直很重视也很配合，可是大家都不满意。联系完校方后，于圣云又约见了小张和他的妈妈，对两人分别进行了沟通、谈话，认真听取两人的心声并适时疏导。
多方侵权追加被告
解纷过程一波三折
考虑到小张家庭与校方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于圣云特别安排了校方律师与小张的母亲见面。在充分听取双方的意见后，该案由校方申请，且经过小张妈妈同意后，追加了其他五位涉事的未成年人及其各自法定代理人为共同被告。
追加五个被告，送达本就不易，更不用说组织调解。于圣云多次组织上门送达、并通过电话给五个被告做思想工作。可几位家长对此并不买账，“多久的事了，我们不知情，凭什么让我们赔钱。”“孩子已经毕业了，原告既然起诉了，法院该怎么判怎么判……”
面对众家长的不理解和情绪化，于圣云也曾想过放弃调解，直接走司法程序开庭判决，但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告诉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及隐私保护，须慎之又慎，调解是最好的方式，纵然难度和工作量是最大的，却有着判决无法比拟的社会效果。
“父母面对困境时的情绪和态度会对孩子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孩子们心智不成熟，更多时候是在模仿大人做事。希望您能够换位思考，心平气和地把问题解决，也给孩子们树立一个好榜样。”于圣云无数次地拿起电话，耐心地向五名家长做着解释说明。
然而案件进展十分不顺利。小张的妈妈对调解方案反复修改，踌躇不定；小刘妈妈最初同意，调解中途突然反悔并且不接电话，拒绝沟通；调解过程中小张情绪失控，调解中止……整个调解过程一波三折。沟通电话数不清打了多少个，当面交流也数不清进行了多少次。三个月里，于圣云卯足了劲，不断给自己做心里建设，结合小张提供的证据，充分向小张释法析理，告知其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及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与校方负责人及所聘律师积极联系，沟通调解方案；对其他五被告法定代理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功夫不负有心人，真诚的付出换来了所有当事人的理解和信任，六被告均同意赔偿原告相应损失并当庭履行。
2020年8月26日，最后一名被告小王的父亲在调解笔录上签字，小张诉合肥某中学等六被告的校园侵权案件终以调解结案。
作为专门审理校园侵权案件的滨湖法庭，今年以来，在确保其他案件快审快结的同时，该庭积极妥善审理校园侵权案件。截至10月22日，滨湖法庭共受理校园侵权案件5件，均为调解结案。正是各位承办人牢记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和合法权益的使命，通过不懈的努力和付出，才能成功化干戈为玉帛，妥善化解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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