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毛姆在重庆，去拜访城中一位著名的老哲学家。
老哲学家留着辫子，能说古板却也地道的英语，精通孔孟之道，“偶尔词不达意之际，他就干脆换个德语词组，竟也能相互配合，把观点表述得天衣无缝。”
老哲学家对于毛姆的求见颇感欣慰，认为他不同于他那些在中国的同胞，只把中国人看成苦力或买办，召之即来——之前曾有位“东道主”满口对毛姆打包票，能帮他安排和老哲学家的见面，几天后音讯皆无，“东道主”很无辜地表示，他明明给老哲学家捎去便条，“让他过来一趟”，没想到他这么不识抬举。
毛姆一听就知道不对，他赶紧给哲学家去信，表示想登门拜访，才有了这次会见。
但对于这位与众不同的英国人，辜鸿铭也不怎么客气，他一边道着歉，一边说英国人没有研究哲学的天赋。毛姆分辩说他们也培养过很多优秀人物，老哲学家说他在牛津读博士时，发现那些哲学家不过忙着明哲保身。
说起中国他变得慷慨激昂，说西方人尚且蛰居山洞茹毛饮血时，我方初民早已开化受教，克己复礼。我们敢为天下先，摒弃暴力手段，用智慧来管理这个伟大的国家，已经取得初步成功，白人凭什么固执己见，瞧不起黄皮肤的中华儿女？……
好吧，你一定猜出来了，他就是辜鸿铭。他说得远比我引用的这段要多很多，简直是口述了一篇战斗檄文，滔滔不绝的质问排山倒海般向唯一在场的毛姆袭来。换个人，怕是后悔来这一趟了。
但毛姆说，他和老哲学家谈得“渐入佳境”。
在这本《中国的屏风上》（张和龙 晏凯译），毛姆写了很多人物，以西方人为主，也有少数中国官员，对大多数人都是不动声色的嘲讽。而他写到辜鸿铭，虽然也详尽地描述了他的古怪、荒诞以及人生的错位感，但也写出他赤诚、雄辩，以及毛姆本人也具有的有趣的刁钻。
某种程度上说，他和辜鸿铭才是一伙的，在这本书里，毛姆也详细地写出了他那些同胞的傲慢，他们令人发指的表现，对应得上辜鸿铭的怒火。
比如有人对中国人说话，总是会下意识地提高自己的声调，非得用刺耳的口吻发号施令不可，
有人是到中国之后学坏的，像那位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亨德森先生，他来中国之初，拒绝坐黄包车，认为人不该做这种苦役。两三年后换了一副洋大人的腔调：“要知道，我们才是统治阶层，来这里就是要给他们点儿颜色瞧瞧，好让他们心存敬畏。”
讨厌一个国家，会连带着厌恶这个国家的文化，有人以了解中国为耻，有人将中国的绘画瓷器等等一并称为“中国垃圾”，并骄傲于家里没有一个中国物件。毛姆不无讽刺地写，这样一个人，在人们眼中却是个出类拔萃的人。
而那位汉学家被他的同胞妖魔化了——在那些傲慢的英国人眼中，研究汉学不仅古怪，甚至近乎堕落。
毛姆理解他，理解他对另一种文明的渴慕：“他在谈论中国诗人时却如此动情，我在聆听中不禁自问，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是否还没有从他的手指缝间悄然溜走……唯有李白诗句中所描写的风姿绰约的莲花，以及所隐含的凄美境界才能打动他……他的心动神移仅仅是因为读了一首精雕细琢、格律优美的古诗罢了。”
《在中国的屏风上》看似只是西方旅人的浮光掠影，实则暗藏毛姆对文明本质的深刻洞察。他笔下那些傲慢的殖民者、麻木的商人，与他对辜鸿铭善意的凝视形成鲜明对比。这并非偶然，因为毛姆自己也是一个文明的异乡人，一个在西方现代性浪潮中始终感到疏离的观察者。
他享受西方文明的诸多成果，却始终在质疑西方文明的内在逻辑与价值取向。在《刀锋》中，拉里·达雷尔作为一个美国人，对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感到厌倦，他远赴印度，通过冥想、与印度智者的交流等方式，找到了内心的宁静。《月亮与六便士》里的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激烈地抗拒西方社会中产阶层优渥有序的生活，辗转来到了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这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生活环境激发了他的艺术灵感，他以塔希提岛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以及当地居民的原始生活为素材，创作出了他最伟大的作品。
他来到中国，对于中国文化寄予厚望，在这本书里，他屡次提到庄子。他在英国时，就喜欢在雨天读庄子，认为“庄子的书却实属难得的优质读物”，他希望在中国能找到可以谈谈庄子的人。然而中国人的苦难给他带来极大的震撼，文化人对庄子已经生疏，那些看似温文尔雅实则贪污腐败的中国官员也让他厌恶，他的找寻与失落，让他产生了某种错位感。
毛姆像是一个站在两种文明边缘的幽灵，既不属于傲慢的西方，也无法真正融入神秘的东方，却因此看得更清楚——真正的理解，往往诞生于这种错位与寂寞之中。而那些自以为站在文明高处的殖民者，恰恰是最可悲的囚徒，困在自己筑起的偏见之墙内，从未真正看见过世界。
真正的智慧，或许正像庄子所言：“井蛙不可以语于海，夏虫不可以语于冰。”毛姆最终未能在中国找到他理想中的“庄子”，但他留下了这本《在中国的屏风上》，让后世读者得以透过他的眼睛，看见那个时代的傲慢与孤独，也看见文明对话的珍贵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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