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林则徐通过观察三个儿子的特点，进行资质研判，觉得二儿子林聪彝适合种庄稼，于是便写信对老二说：“本则三子中，惟尔资质最钝，余固不望尔成名，但望尔成一拘谨笃实子弟，尔若堪弃文学稼，是余所最欣喜者。盖农居四民之首，为世间第一最高贵之人……”
林则徐劝儿子“弃文学稼”，并肯定农民的价值，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当然，大凡世家营运志在传代，耕不丢书，赓续家风，培育读书种子，使其顺时而出，应运而生。至于林聪彝后来在父亲去世后被朝廷诏见，拜官授权，吃上俸禄，那是由强大的“官本位”文化及封建世袭制度给他铺的路。
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对儿子的资质十分了解，认为其中一个儿子将来走不通科举之路，“余固深知汝之性情，知决非科甲中人”，便改变旧的学儒仕进的观念，认为“习武亦佳”，将儿子送到日本武校读书，这样“不与汝之性情相违”。张之洞所处的时代，“国事扰攘，外寇纷来，边境累失，腹地亦危”，他勉励儿子“勿惮劳，勿恃贵，勇猛刚毅”，务必做一名出色军人，学成归国后成为“国家干城之器”。张之洞还有一点，也难能可贵，他告诫其子不要以为自己是一品大官的儿子就高人一等，而要“自视为贫民，为贱卒，苦身戮力，以从事于所学……”
明末学者彭士望，写信给儿子和女婿，顺带着批评年轻人道：“今之少年，往往情不足而智有余……”难道“智有余”不好？梁启超不是说“少年智则国智”吗？原来，彭士望所谓的“智”，乃指机巧、功利，表现为：“专力为己，饰意待人，展转效摹，人各自为，过失莫知，患难莫救……”
作为“易堂”著名讲师，彭士望告知青年：“少年须常有一片春暖之意，如植物从地茁出。”不知200多年后的梁启超读过彭士望的《耻躬堂诗集》没有？他的《少年中国说》也将少年比作植物，如“少年人如春前之草”，“奇花初胎，矞矞皇皇”……
梁启超在《学校总论》中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所谓“开民智”，读书是一有效途径，但不尽然，许多旧学者、老学究“独尊儒学”的排外思想形成了他们的思维定势，如清朝文渊阁大学士倭仁在理学上是个重量级的人物，并且治学刻苦不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可是，他却抵制西学，认为“天文、算学，为益甚微”。
所以，所谓的“智”，学问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人的思想格局、思辨精神以及认知力比书本知识重要得多。梁启超写信给儿子说：“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什么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我平生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作甚，着急它作甚？”梁启超的次女梁思庄在国外学习，他写信对女儿说：“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我对于你们的功课绝不责备，要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了。”
从人的思维结构的复杂性上看，青少年的资质与智力是发展变化的，一般家长确实很难把握孩子的天分而合理指导他们选择学习、就业方向。当然，家教是需要的，鼓励比训斥好，而身教加言教又比一味的鼓励好。曹操写信给曹植：“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短短的几句话，先说自己当年的所为，接着说今日无悔，然后笔锋一转，现在你正好处在我当年那大年纪，你能像我当年那样吗？点到为止，你自己想去吧。
曾国藩无论从政，还是带兵打仗，“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此三事者，未尝一日间断。”他写信给儿子曾纪泽说：“余在军中，不废学问。读书写字，未甚间断。惜年老眼蒙，无甚长进。尔今年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掷光阴。”曾国藩劝另一个儿子曾纪鸿读书，就不以功名富贵为结果导向，他说：“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曾纪鸿果真自己作主，不钻研科举时文，喜欢数学，成为一名近代很有建树的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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