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去一个不是很有规则的国家，可能更加恐慌。没有规则的社会，恐慌就成了整个人的状态。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在日本生活得不错，说明规则还是不错的。

“这三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艰难曲折，搞了两三年终于出来了，实现了我的小岗梦。再写报告文学不敢说，但我每天都不会闲着，画画、书法、写散文还是会继续。”

你得放弃今生，你才能契入生生，生命的通境就是生生，我们唯有在生命的通境里才能重建我们的文明，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前提是，你得脱略声色，你才能契入生生。

“家乡的一山一水，哪怕稻子抽穗都能让我内心激动。每年过年，我都会回去。听着鞭炮齐鸣，庆祝着各种各样开心的喜事。还记得大学时回家，一个素不相识的家乡老太太用纸包着我最爱吃的栗子粉送给我，我没有理由不忠厚善良“

在陈嘉映看来，中国文化体系，就哲学而言，在概念层面反思这个维度上，一直比较弱。让哲学说中国话，主要不是瞄着让中国在世界上有什么发言权，而是要使我们的文化变得更丰富、更有意思。

在合肥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闻到书的芬芳。这些开在路边的书店，不仅蕴藏着生活的智慧，更充实着合肥人的精神世界，让合肥这座城市，饱含着诗意和远方……

门道，门道……也许，自从我们有了门，就有了接纳与拒绝的自由。在门里的人，可以打开门请人进来，也可以关闭门阻隔一切。可是，门里人，也会走到门外，门也会出现故障，不可抗拒的与无法预测的事件总有发生。

无论年龄几许，我们都是被时间老人牵着手，不停向前赶路的孩子，我们穷其一生都在经历与成长。2018 年，当我经历了数次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后，也才真正领悟“别离”的内涵——别离，其实是另一种抵达。

都说只有游子才会想家，殊不知，晚年背井离乡，投奔儿女的老母亲们，同样也会想家，只是她们将这份想念深深地埋藏在心里，怕说出来让儿女为难。

人们常说，日记是自己的心声。相比较来说，这部日记与自己过去写小岗和沈浩的书，有了一些过往著作中不好说、不便说的一些东西。

一个对他人没有底线的人，你也别指望他会对你好到哪里去。人生漫长，两个人不可能永远亲密无间，在爱情变得淡薄的某些时刻，就是靠底线撑着，靠对于人世的善意撑着，这善意和底线，是最后一道安全阀。

生一个娃，就是推翻一个旧世界，但未必能够一下子就建立起一个新世界。若是能平安度过还好，最糟糕的是，最后变成张雨绮他们这样，在这种旷日时久的战争中，个人付出的时间精力情绪成本自不待言，无辜的孩童，也要承受许多痛苦。

爱听故事的男人多情，爱讲故事的男人油腻，不爱讲故事也不爱听故事的男人无趣，那么到底该怎么选呢？还选什么啊，当然是胡歌了，毕竟他那么帅。

穆丽娟决定离开戴望舒，她才二十岁，不可能一生去cosplay一个虚拟人物，她要过自己的生活。戴望舒再一次选择自杀，再一次地未遂，穆丽娟没有回头，她铁了心，要从他的雨巷里走出去。

有句歌词，李宗盛写于二十年前：“女人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要留给真爱你的人”，检验真爱，是个必须的步骤，来不得半点掉以轻心。否则，以这血肉之躯，行走于黑暗森林，自我尚无法保全，又如何保全善良？

《考拉小姐与桉树先生》是白槿湖经历了一场生死攸关的手术后不久创作的，“这本书不只是一部浪漫的爱情小说，更让读者在故事人物的专情、守护和大爱中心灵经受洗礼。”

《红楼梦》还让我学会对一切美好事物不能无动于衷。它写花开，也写花落，写聚散沉浮，写这些看似寻常的事物，终将灰飞烟灭。

霍尔顿的困惑与哀愁具备了跨越时空的普遍性，就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虽然如宝似玉天赋异禀，却始终在传统伦理守护者中得不到认同。

张爱玲有句话犹言在耳，“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点”。她的做人哲学，其道理看似浅显，却是深刻的。

罗尔斯认为，处于这种无知之幕之下，理性的人会希望能够有利于那些最不利处境者，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处境，若是我们幸而优越，照顾不利者不会使我们损失惨重，若是我们身处底层，这种分配可以使我们仍然活下去。